人与社会生态匹配的就业模型

作者：程芳 单位：安阳师范学院工商管理学院

大学生资源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资源，也是经济建设中的稀缺资源，合理配置有效开发好大学生资源是我国人才战略中的重要工作。在发达国家大学生占从业人员37-40%，而我国占5%左右。目前，我国在校大学生已超过2300万人，但大学生人口仅占总人口的3%，相对于13亿人口这一庞大的基数，我国的大学生数量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然而，近年来我国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日益加剧。大学生就业难的形成，有诸多复杂的原因，大到国家整体宏观经济环境，小到每个大学生的就业观念，都与就业率息息相关。目前的就业形势严峻，但有相当多的高校毕业生单纯以就业地区经济的发达程度、就业企业的性质、工资待遇作为就业标准，在就业上倾向于大城市、外资企业和事业单位，结果出现了无业可就和有业不就并存的局面。

存在就合理的，为什么会出现大多数大学生宁愿选择去东部沿海地区工作，有的甚至于放弃自己大学所学的专业，也不愿意选择急需人才的中西部地区、基层、民营企业去工作？西方的就业理论难以解释这些现象。我国学者龙立荣和黄小华在分析我国现实的就业环境下[1]，提出就业过程中嵌套职业岗位的组织和地区环境的社会生态对个人的价值回报的大学生择业的社会生态模型。该模型完善了西方的就业理论，对我国大学生就业出现的“孔雀东南飞”现象提供了理论支持。然而，我国大学生就业又出现了如人才回流、大学生村官、中西部地区学生留在本地工作等就业新现象，大学生就业的社会生态模型无法解释这些现象。西方的就业理论是建立在职业生涯规划体系相对完善的环境下，而我国大学生就业的“孔雀东南飞”从众效应是否理性？对大学生的职业发展是否有利？这需要我们的学者进行深入的研究，舆论进行正确的引导，大学就业部门进行客观冷静的指导，同时加强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训练。从而，从深层次解决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窘境。本文试图通过对就业环境变化和大学生就业新现象进行研究，建立人与社会生态环境动态匹配的大学生就业模型，以期为大学生的就业决策及国家制定就业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一、就业环境变化对大学生就业影响

（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趋势，弱化了大学生就业的地域选择国家“十一五”规划明确了我国区域发展的格局，即继续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加强区域经济发展，推进区域经济协调，是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毋庸置疑，任何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支持，尤其是我国中央政府具有强大的转移支付能力，党中央、国务院有能力、有信心推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从非均衡发展到协调发展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我国实行了重视沿海地区发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沿海地区取得了先行发展，该地区社会生态对个人价值回报相对于其他地区较高些。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总体目标的确立，也由于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之间发展差距扩大的问题日益受到各方面的广泛关注。我国先后实施了沿海、沿江、沿边的“三沿”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以及促进中部崛起的战略等，从而东、中、西部的区域发展格局逐渐清晰起来。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外资政策趋严等，位于沿海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内地和其他国家转移。中国政府转变吸引外资政策的同时，部分外企开始撤离东部沿海地区，转向用工成本低、税收优惠和环境标准宽松的中西部地区。因此东、中、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必然会带来这些地区社会生态对个人价值回报的提升。社会生态对个人价值回报会随着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而变化，因而大学生就业时不能仅考虑毕业时现实回报，更应该看到地区随着国家经济格局变化而发生的改变，动态评估就业的社会生态环境对个人价值的净回报或实际购买力。

（二）不同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淡化了大学生就业的组织选择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制定了诸多优惠政策，目的是尽可能吸引更多的外企进入，以助力中国经济发展。而国有企业由于历史包袱沉重，管理不善，经济效益不佳；民营企业则刚刚起步。随着国有企业市场化水平的提升，改制和重组的深化，不少国企已摆脱亏损困境，效益大幅上升，步入良性发展。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2004年我国民营经济在第二、三产业的比重超过82％，广义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的66％左右，民营经济就业增长率高出全社会0.5个百分点左右，并且涌现出一批民营明星企业[2]。随着资本市场发展，中国本土企业正在狂掀上市热潮。无论国企、民企，现在都在走向资本市场，有的在香港、新加坡上市，有的早已远赴美国、法国、日本，这其中既如中石油、工商银行、中国移动这样的国字号企业，又有如新东方、巨人网络、新浪网、阿里巴巴这样的民企名单，它们的股东甚至控股股东也会出现境外资本和境外股东，外企不再是“外国人”的企业，国企不再是“国家干部”的企业，民企也不再是“草根和底层”的企业了。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外资企业或合资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相同层级员工的回报差距正在日益缩小。另外，外资企业或合资企业，惯例是高级管理者一般不进行本土化，而且由于管理高效带来的专业化分工很细，致使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受到限制，但具有较多的积极文化属性；国有企业工作保障高、福利待遇好，但结构臃肿、效率低，人才的选拔很大程度上要论资排辈；民营企业机制活，效率高，但工作压力大，有利于人才的快速成长；事业单位待遇较稳定、福利有保证，但官僚气息重、人际关系复杂、效率低下。毫无疑问，大学生的个体是有差异，因此就业定位就会不同，在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选择也会不同。大学生应该选择适合自己发展的组织理性进行就业，而不是从众效应的就业。

（三）区域人力资源结构失衡，为大学生就业和发展提供了机会在人才分布上，我国东部与西部、沿海地区与偏远山区、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大学生占有量差距很大。西部地区占全国土地面积的61%，但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仅为全国总量的15.5%；东部地区占国土面积的11%，却集中着占全国人才总量的43.2%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且其中有344万名专业技术人才处于闲置状态[3]，这是多么惊人和可悲啊！人才供过于求时，职业选择需要妥协，放弃一些利益，根据Gottfredson的研究[4],妥协遵循一定的顺序进行,首先牺牲或放弃的是个人兴趣,其次是社会声望,最后是性别类型，因此出现了媒体上对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有许多形象报导,如武汉曾经爆出的“大学生保姆中心”新闻,南京一家公司的擦鞋匠应聘者中有52名大学生等。大学生就业放弃自己的专业，而进入了下一层次的、不需要高等教育而只需较低教育程度的非技能蓝领市场，这对国家高等教育投资、学生家庭和学生自身发展都是巨大的浪费。经过30年的建设，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快，吸引了大量的人才，人才竞争激烈，对于大学生而言，一方面是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有些学生为了找到工作，甚至于放弃专业；另一方面是即使找到工作，相对于大量优秀的人才，发展机会也较少，不论男女，都遭遇了难以逾越的玻璃天花板[5]。中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进而转化为经济优势,需要很多的人才，并且能为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大学生就业的“孔雀东南飞”从众效应是否理性，值得深入反思。从短期和长期净回报来看未必是最优选择，从大学生的个人职业发展来看也未必是最优选择的。因此，大学生应该客观评估主客观环境，选择中西部和基层就业对个人价值的净回报和职业发展未必逊于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