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后现代历史小说的社会意义

作者：赵文书 单位：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在华美文学中，历史具有特殊作用，不仅是众多华美文学作品的大背景，更是若干华美文学经典作品的核心主题:汤亭亭(MaxineHongKingston)的《中国佬》、徐忠雄(ShawnWong)的《家园》、赵健秀(FrankChin)的《唐老亚》、黄哲伦(DavidHenryHwang)的《铁路与舞蹈》等都直接以华美历史为题材，对华人劳工修筑太平洋铁路的这段历史尤为用心。在华美文学研究中，对这些作品的批评有两种基本方法:一是把它看作历史，以还原历史真相为旨归，以历史上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对比华美文学中的历史再现，讨论小说中的华美历史再现对当下华美的社会政治意义;二是把它看作后现代历史叙事，用后现代史学方法，关注文本的叙事特征，以发现和解构历史叙事中的虚构性为目标，讨论其中的矛盾、含混、不确定性等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特征。

这是两种相对立的方法:前者以历史的真实性为前提条件，以历史的真实再现为目标;后者以历史的虚构性为基本假设，放弃对历史真实的追求，以揭示所谓的“真实历史”的虚构性为目的。在理论阐释多元化的今天，用两种完全对立的方法来解读相同的文本并不矛盾，批评话语之间的差异也不奇怪。本文感兴趣的是，利用两种对立的研究方法却能够得出惊人相似的结论。无论是用传统的史学方法还是用后现代的史学方法，华美历史小说的评论者往往会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华美的历史写作颠覆了扭曲并掩盖华美经历的美国官方历史，矫正其谬误，填补了官方历史中华人经验的空白，发出了被官方历史消泯了的华人声音。

无论是从其创作年代还是从其创作手法上看，汤亭亭等人的华美历史小说都可以归入琳达•哈钦(LindaHutcheon)所说的“史学元小说”(historiographicmetafiction);实际上，汤亭亭的《女勇士》和《中国佬》正是哈钦讨论历史元小说时所用的典型样本之一。这种后现代历史小说通过再现历史，达到解构历史的目的，通过揭示历史叙事的虚构性，解构历史的真实性，颠覆历史的权威。根据哈钦的定义，史学元小说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特点，它一方面“指向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一方面又具有“强烈的自我否定性”(intenselyself-reflexive)(5)。也就是说，它既有探索历史真相的诉求，因此具有现实的社会政治意义，同时又质疑历史的客观性，掏空了其社会政治意义的逻辑基础。

包括华美历史书写在内的后现代历史小说无疑具有社会政治目的，这是哈钦理论思考的基本假设。哈钦承认，后现代历史小说“对历史小说的文学传统和模仿说的局限性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但同时又能够通过文本把读者和文本之外的世界重新连接起来”(5—6)。但她直接把这个命题当作其史学元小说理论的前提，并未讨论文本如何使读者和现实世界连接。在后现代史学观的框架下，华美后现代历史书写的自我否定性与其强烈的社会政治诉求之间存在内在的矛盾，有若干问题值得思考:首先，在历史的客观性受到普遍质疑的后现代语境下，华美历史书写如何能够再现历史?再者，如果说华美文学中的历史书写属于旨在解构历史客观性的后现代历史小说，它如何能够超越后现代历史书写的自我否定性，产生积极的社会意义?总之，如果说后现代历史小说能够连接读者和现实世界，使华美后现代历史书写有可能产生积极的社会意义，那么这个连接点何在?华美后现代历史书写的矛盾对于华美文学中的历史书写，读者和批评者普遍看重其中的文化历史信息。从70年代至今，对华美作品的政治批评是华美文学批评的主体，华美历史书写及其社会意义受到普遍关注。为此，华美文学中的历史真实性问题成为批评焦点之一，引起了很大争议。汤亭亭的《女勇士》(TheWomanWarrior)于1976年发表之后，在华美族群内，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有所了解的读者对作者戏说和改写中国历史颇有微辞，指责作者“歪曲了中国历史和华美历史”(Fong21—22)。从70年代末作品出版，到90年代初赵健秀提出“真伪”论，这个话题直到今天仍然时有讨论。

这个话题的核心是历史的真实性问题，此中的“历史”包括中国历史和华美历史。迄今为止，在这个话题上的争论几乎全部聚焦于华美文学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篡改，对其中华美历史再现的真实性问题讨论不多。实际上，华美文学所再现的历史也存在真实性问题。美国历史上曾发生过华人铁路工人罢工的事件，华美人士认为这个罢工事件足以反驳主流社会所建构的华美只会逆来顺受的概念化形象，是昭示华美反抗精神的重要例证(Chan30)，因此成为华美文学中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关于这次罢工，汤亭亭在《中国佬》中说，罢工取得了胜利，华工每月加薪4美元(145);黄哲伦在《铁路与舞蹈》中说，罢工取得了胜利，华工每月加薪8美元(Hwang84)。然而，实际情况是，发生于1867年的这场罢工，由于铁路公司断绝了食物供应，罢工者被迫回到工地，罢工失败了(Chan81—82)。在华美文学研究中，不少批评者质疑华美作品里的中国历史文化书写的真实性，鲜有质疑其中的华美历史书写的真实性。然而，如果说华美文学具有历史价值和社会现实意义，那么其历史书写的真实性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华美文学以其历史书写挑战和颠覆美国官方历史对华美的偏见和忽视，但如果华美文学中的历史书写不顾历史事实，以一种虚构挑战另一种虚构，其合法性和效果都值得怀疑。在华美文学的历史意义和社会意义的研究中，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但基本上都被研究者忽略了。

在笔者接触到的文献中，只有台湾学者张琼惠(Chiung-hueiChang)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以一种历史话语挑战另一种历史话语很有危险。真实性和客观性是历史的前提条件，因为华美作家是在书写历史，他们的写作同样也必须满足真实性和客观性的要求。因此，他们在挑战美国历史的同时，也为自己带来了挑战:他们自己的叙事的合法性也会受到质疑。(47)对于这个问题，她给出的解决思路是:华美文学中的历史书写不是一种历史话语(histori-caldiscourse)，而是一种历史主义话语(historicistdiscourse)，这两种话语的区别在于:华美作家不是呈现过去的事件“是什么”，而是在阐释过去的事件“意味着什么”，利用有关过去的知识来说明现在。他们提出看待华美历史的不同视角，为他们的新的历史主义提供证据，这种新的历史主义认为，历史真实完全取决于偶然性，历史真实不是唯一的，而是多重的，观察历史真实有多种视角，每一种视角都值得同等重视，不容差别对待。(48)这种“新的历史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受到海登•怀特的“元历史”观影响的后现代史学观点。与此观点相近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美文学研究者倾向于把华美历史书写看作哈钦所说的“史学元小说”。在哈钦的理论架构中，后现代史学元小说具有“内在的矛盾性:它企图颠覆现存的［历史］常规，但却总是根据现存的常规运作”(5)。哈钦认为，史学元小说与传统历史小说的区别之一在于:传统小说往往用历史细节或历史数据来创造真实效果，而史学元小说则以历史记录的真假为思考对象，有时可能“故意对某些已知的历史事件作假，以凸现历史记录中存在记忆失误的可能性，即历史记录有可能故意作假，也可能有无心的失误”(114)。换言之，史学元小说以揭露历史的不可靠为己任，质疑历史的真实，而传统历史小说并不怀疑历史具有可以认知的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