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的女性表达及意义

作者：杨建华 何勋 单位：湖南大学文学院

新时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家依托现代意识，以中国历史女性为中心，“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女性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１］，最终形成一种独特的不同于男性历史小说家的表述形态。代表作家作品包括：《武则天》（须兰、赵玫，１９９４）、《秋瑾》（叶文玲，１９９６）、《高阳公主》（赵玫，１９９６）、《红瘦———李清照》（唐敏，１９９７）、《武则天•女皇》（赵玫，１９９８）、《陈圆圆•红颜恨》（石楠，１９９８）、《王昭君•出塞》（庞天舒，１９９８）、《赛金花•凡尘》（王晓玉，１９９８）、《梦断关河》（凌力，１９９９）、《上官婉儿》（赵玫，２００１）、《柳如是•柳叶悲风》（蒋丽萍，２００１）、《盂兰变》（孟晖，２００１）、《吕后•宫廷玩偶》（王小鹰，２００１）、《德龄公主》（徐小斌，２００４）、《一代名妓柳如是》（石楠，２００５）、《北方佳人》（凌力，２００８）等。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现代女性作家究竟以何种视角进入历史，又以何种姿态走出男性中心的话语霸权阴影？在创作上又表现出哪些女性所独有的人文内涵与艺术特征？究竟该如何看待历史小说的女性表述之于当代文学史的价值与意义？

一性别意识：从平等要求到身体反抗

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女性“性别”一直是被遗忘、被压抑、被扭曲的主题。在男权中心的漫长的古代社会，女性逐渐被塑造成男性希望的角色，并内化到历代女性的一言一行中，成为女性观照自身、改造自我的唯一标准。中国历史上对于女性方面的事实记载甚少，即便是像武则天、杨贵妃等人正史有载，也因“红颜祸水”等定论被打入历史另册，这无疑给作家的女性历史书写造成了一定困难。但简单复现历史显然不是当代女作家的主要任务，这就如卡西尔谈及近代启蒙主义的发生时所指出的：“这里重要的事情与其说是新的事实的发现，不如说是一种新的思想方式的发现。”［２］女性作家正是从“性别启蒙”这个历史基点出发，揭露了女性受压迫损害和遭遇男权话语压抑的历史真相。具体而言，这种性别意识，在历史小说中首先表现的是对男女平等的诉求，其次体现的是对历史女性身体反抗的认同。

（一）平等意识的诉求

在中国封建社会，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建构的传统理性对于男尊女卑的强调从未放松过，男女两性的差别不仅是生理意义上的差别，更具有深层的社会文化含义。对于历史上大多数女性而言，参与社会活动、实现男女平等在今天看来是女性在社会上最基本、最普通的要求，在过去却是她们无数次梦想却永远无法实现的奢望。为了揭示女性“被奴役的历史”，也为了激发新时代女性自立自强的决心，女作家便将笔触伸入历史，力图借历史女性之言行，表达自己的反思态度和现实意愿。叶文玲的《秋瑾》、唐敏的《红瘦》、庞天舒的《王昭君》、石楠的《陈圆圆》都在不同程度上阐述着这种平等意识，其中尤以叶文玲的《秋瑾》表现得更为明显。女诗人秋瑾，称得上是一位惊天动地的巾幅英雄，是中国妇女中为革命献出头颅的第一人。她的从容就义的举动震惊环宇，由此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秋瑾轰轰烈烈的生平曾多次为后人描摹，搬上了舞台、银幕与荧屏，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量和引领作用。如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药》即暗含了秋瑾之死，并在革命烈士坟头添上了一个花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夏衍先生还专门写了话剧《秋瑾传》，并用一句带有象征性的话作为结束：“天快要亮了。”而叶文玲的《秋瑾》的独特性在于，作者不仅打破了一般的历史小说以时间顺序来叙述人物生平的传统写法，从秋瑾被捕起笔，然后通过此事对各界的巨大震动展开叙述。这样，船夫沈阿奎、丈夫王子芳、好友徐寄尘、学生吴氓、同志王金发、山阴县令李钟岳乃至绍兴知府贵福等都变成叙述人，他们各自眼中的秋瑾便组成了这位“巾帼英雄”的整体艺术形象。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使用了一种极为诗化的手写方式，以灵性激活历史，让人物不断地与“我”的现在情感进行对话，突出“我”对秋瑾生命经历的感受，使秋瑾成为作者自己所理解的秋瑾。在作者笔下，秋瑾既有着刚烈又委婉的侠骨柔肠，更有着诗化了的晶莹剔透。

为了表现预设的“男女平等”这一主题，叶文玲一方面对秋瑾在日本留学期间的思想与行为变化大书特书，将秋瑾不仅描绘成一位才学品格都不弱于男性的非凡女子，不但办女报，创立女校，而且连字号都改为“竞雄”；另一方面，又通过对笔下代表家庭与社会政治权力、掌握女性话语霸权的男性人物———丈夫王子芳、知府贵福———进行了多角度的描摹和讽刺，主要是刻画他们自私、猥琐和恐惧于女性观念革新的一面。不得不说，作者为了突出秋瑾在倡导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方面的贡献，不得不遮蔽秋瑾心灵世界深处的颤栗与不安，不知不觉走向了另一偏激立场。作家笔下的秋瑾只为一个目标，以男性为标杆，一切行动向男性看起，凡是男性具有的阳刚、进取和开放精神，女性无一例外必须拥有。而在《红瘦》、《王昭君》、《陈圆圆》等历史小说中，这种“刚性”表达也牢牢占据着小说主题表现的制高点，这就从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女性表述应有的特色和意义，而这恰恰又是众多女性作家书写历史却难以造成普遍影响力的尴尬和症结所在。

（二）身体反抗的宿命

如果说平等意识的诉求还仅仅停留在向男性看齐、追求社会性别平等的温和层面，那么执著于历史女性身体的叙写，更是成为这种女性重述潮流中颠覆男性书写力度最强、表现也最为惊艳的一种形式。它的出现，显然跟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思潮的流行息息相关。在众多的女性历史小说中，最有女性主义意味的当推赵玫的《高阳公主》。它表面上似乎是一个陈旧的女性追求爱情而不可得的失意故事，但由于作家大胆地运用女性主义理论，以现代女性主体精神镀亮了历史，小说主人公高阳分明散发出作者这个时代才会有的现代女性气质，这就为小说平添了几分决绝与诗意。《高阳公主》也可以说是一个家族题材故事，而书写这类题材正是赵玫的长处。出身帝王（唐太宗）之家的公主下嫁给当朝宰相（房玄龄）的儿子，这件事本身似乎就有非同寻常的含义，换成男性的视角，应该会变成一个权力与利益等价交换的政治性极强的“宏大叙述”，甚至可能是将个人、家族以及历史、民族与国家交织缠绕的大国寓言；但在赵玫笔下，皇室家族仅仅是作为铺设故事的背景，叙事中心却在对身体本身、对女性生存体验的细腻书写。在男权话语编码的历史中，高阳公主最后定性的形象是理所当然的“妖妇”。而高阳公主的所作所为正是对“父权”（唐太宗李世民）、神权（辩机的信仰）、族权（夫兄房遗直）和夫权（房遗爱）的彻底反叛。为了心目中的幸福与爱情，她可以不计后果一次又一次地与世俗作对，不断地向所有男性规约的世界反抗。身体本来是她认为最纯洁、最美好的东西，但在内心渴望的幸福爱情一再受阻、无法以正常途径实现的情况下，身体却变成了一把最锐利、最有效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