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小说的叙事技巧

作者：王玮琼 单位：齐齐哈尔大学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拼贴（college）一词原意是粘贴，是一种绘画方法。后来文学中借用了这一词，把它当做一种叙事方式运用到具体的文本之中。作为一种文学叙述技巧就是指在文本中插入一些图案、各种不同风格的话语或者是不同类型的文体形式等等，形成独特的文体风格。发展到后现代拼贴成为一种主要的文本创作方式。在后现代主义那里历史没有了所谓的深度、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被打破、一元论被多元论取代之后，整个人类历史剩下的只是一些混乱的、没有秩序的碎片，历史被埋没在碎片之中。碎片的拼贴就成了它玩弄文字游戏的重要形式和文本创作的主要原则。后现代主义作家巴塞尔姆曾认为：“拼贴原则是二十世纪所有传播媒介中的所有艺术的中心原则”,同时他还表示“碎片是我信任的唯一形式”。

新历史小说家提倡偶然化地历史观念，历史发展的线性时间链条被打破，成为了一个个没有逻辑、没有连续性的时间碎片和故事片段，单一的“大写历史”被消解之后，复数的“小写历史”和历史碎片成为了新历史小说家们的兴趣所在和关注的焦点。格非曾这样说过：“我对历史的兴趣仅仅在于它的连续性或权威性突然呈现的断裂，这种断裂彻底粉碎了历史的神话”，对此苏童也表示过：“对于我来说，我的兴趣并不是历史本身。在我的所有小说中，具体的历史事件在小说中是看不见的，是零碎的，只是布景……所谓历史的魅力，是一大堆破碎的东西“”是历史的纸屑对我有吸引力”。而后现代的拼贴技巧刚好为新历史小说家重组历史碎片或片段提供了最为有力的叙事方式。新历史小说家历史书写的拼贴叙事技巧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完成的：

一、话语的拼贴

话语拼贴是将各种不同类型风格话语并置混杂在一起。后现代主义多元化历史图景最显著的特征就体现在话语的丰富性、复杂性、多义性等方面上。历史的深度模式和隐藏在背后的“逻各斯中心”被消解之后，历史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根基，人的主观意识随意的散播在各种各样的话语资料之中。随之历史的真实性也遭到质疑，仅存的只是一些无序的、不确定的偶然化碎片，在文本中不是要用语言来描述这些碎片的，而是碎片本身就是一种描写历史的语言。话语碎片成了历史存在的一种重要形式。而对于新历史小说来讲历史碎片的拼贴的实质就是话语的拼贴，所以拼贴这一叙事技巧对他们来说是很必要的。这种话语拼贴主要是指将个人话语、历史话语、政治话语和民间俗语哩语等等不同性质的话语交叉错杂使用，这些话语拼贴置身于现实生活，也可以说它已经成为了现实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丰乳肥臀》中，莫言常将一些严肃性的政治话语、粗鄙的民间日常用语及脏话、古典诗句、流行歌曲等等共置在同一个语言环境中，使他们相互冲突、相互支撑形成一个狂欢化的话语场。如“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我是一张饼，中间卷大葱。我是一个兵，拉屎不擦腚。”莫言将粗俗的民间话语直接插入文本之中，使得不同风格的话语形成一种迥于传统历史叙事的审美张力。更为直接的是将词语直接并置拼凑在一起形成一个词语大杂烩，如“众人一拥而上，与乌鸦开战，骂声、打击声、乌鸦叫声、翅膀扇动声，混成一片。

尸臭味、血腥味、淤泥味、麦子味、野花味，搅在一起”。而对于刘震云的新历史小说来讲他主要是将革命话语和历史话语这种古今话语大量的镶嵌在文本中，使文本话语呈现出一个纵横交错多维的、复杂的立体性的语言姿态。这种立体化的话语拼贴是共时性的，同时又是历时性的，但是作家在运用时却有意抹去语言的时代特征，打破常规的语言转述程序，使用新的组合方式，把这些具有不同文化特征、时序的语言进行重新编码形成新的指涉符码，再将其压缩在共时性的话语环境中，从而产生新的意义。如在第一章的三国时期中，作家故意将曹操和极具现代色彩的美国的《老鼠和猫》这一电视动画片联系在一起，将不同时代叠加，产生一种游戏历史的滑稽感，同时又形成一种出乎读者意料的文化审美情趣。类似这样的语言拼贴在文本中随处可见，如在“新军”帮助老百姓收割小麦时，袁绍规定他们只许喝白开水而不能喝“雪碧、可乐和粒粒橙”。而在天平天国时期居然都已经出现了“选美办公室”、集资、彩券、国库券等具有明显时代标志性的词语，这些滑稽性的词语拼贴不仅仅为了逗人发笑，它还承担了洞透新历史小说循环论历史观念的使命。

二、故事情节的拼贴

故事情节的拼贴也是新历史小说家常用的拼贴方式。在传统的历史小说中历史发展总是在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呈现出流线型发展趋势，一元化和必然性是其基本特征，事件的发展总是遵循严格的叙事模式发展。但是在宏大正史和政治意识形态遭到新历史小说家的放逐之后，历史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中心，一切事物的发展都充满了随机性和偶然性，整个文本是以碎片化的情节片段拼贴而成。如王小波的《万寿寺》打破传统历史叙事的“封闭式”写作模式，将毫无关联的、互不衔接的碎片化的情节或片段拼贴在一起，使整个文本叙述呈现多种可能性的“开放式”结构，将各种可能性糅合在一起，使故事情节不断增殖，从而衍生出新的情节。这部小说中共有两个文本组成，一个是“我”被撞伤之前创作的文本，另一个是“我”失忆后改写的有关薛嵩当节度使和“我”在万寿司的故事的文本，这两个文本相互交叉错综复杂。整个文本设置了多种故事开端，故事情节在每种开端中无限增殖，而这些碎片化的情节之间又相互消解，使产生的故事一直处于不确定中。如在文本中“我”是薛嵩、又是薛嵩的表弟、也可能是薛嵩的情人。而薛嵩将走红线的也是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可能是捆住其双手将其抢走；可能是用暴力将其打晕……而小营妓的被杀也有多种版本的叙述。在文本创作中主体通过拼贴让情节不断的增殖，从而将故事发展的过程无限搁置，故事只有开始没有结束。各种偶然性的、跳跃式的情节共置，历史发展呈现多种可能性，从而消解了所谓的历史真实和传统历史小说提倡的整体性、连续性的历史书写观念。

三、文本的拼贴

新历史小说家在进行历史叙事时也常使用文本式的拼贴，即将各种形式的文体如新闻报道、史料记载、研究专著等拼凑在一起形成一种“互涉文本”。所谓“互涉文本”就是指在这个文本中会镶嵌其他的文本，其他文本作为一种被引用的文献或句集等的形式出现。新历史小说家将不同的文本相互融合形成一种“对话”式叙事结构，使他们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支撑，最终形成新历史小说“断裂”和“错位”的分散性的多元化叙事特征，而这也正符合消解和颠覆传统历史小说的历史诉求。比如在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中，创作主体将不同时代的各种类型的文本穿插在文本中，拼贴在一起形成互涉性的叙事风格，使小说打破了完整性的、统一性的叙事模式。如在文本中出现了《大公报》上发表的描写河南饥荒的《豫灾实录》报道文章，河南省政府主体向上级汇报灾情的报灾电，报刊记者白修德描写一九四二年他河南之行的《探索历史》中的章节片段，《大公报》主编王芸生根据《豫灾实录》写的评论文章《看重庆，念中原》等等各种类型的文章。创作主体将不同形式的文体拼贴在一起形成一个文体大杂烩，通过拼贴“史实资料”使历史叙事在字面上看起来真实可靠，但是创作主体的目的是要通过拼贴“考据性”的资料制造一种历史假象，其真正目的是要拆解既定的、常规的历史叙事模式。正如巴塞尔姆说的那样：“拼贴的要点在于不相似的事物被粘在一起，在最佳状态下，创造出一个新的现实。这一新现实在其最佳状况下可能是或者暗示出对它源于其中的另一现实的评论，或者，还不只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