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白话与现代短篇历史小说

作者：宋先红 单位：湖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将历史作为精神活动的产物，较好地阐释了历史叙述与人对历史的认知之间的关系，也是中国现代短篇历史小说采取的话语方式的最好的注脚。我们认为中国短篇历史小说话语方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现代白话和短篇小说的呈现方式。这三个方面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短篇历史小说的主要特征，是通过比较的方式得出来的。作为现代文学重要一支的现代历史小说，从外部形式上讲，它与历史文本之间最明显的差异就是语体———文言与白话的差异。仅就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小说演变而言，就存在着由文言的史传文!半文半白的长篇历史演义!现代白话的现代历史小说的转变过程。而由“五四”白话文运动而引起的“文学革命”本身就是集语言本体论与工具论一身的思想启蒙运动。所以，从语体选择的角度来关注现代历史小说的语言问题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虽然笔者并不完全赞同“文学语言的选择永远是一种政治事件，是一种政治无意识的观念外化”［１］，但也不得不承认任何一种语言都有书面语言与白话两种语体的区分，且这两种语体在使用者、使用者的历史认知、使用场合和功用等方面的确有很大的区别。

１文言与正史书写

文言所代表的书面语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并不为社会的全民所用，只有少数有特权和身份的人才能学习和使用它，而由它记录下来的典籍毫无疑问是它的使用者的思想产物并对后来的学习者产生了影响。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史书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形成了官修史书的传统，所以文言、历史、史官的封建正统历史认知就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三位一体的特殊局面。因此，探讨文言与正史书写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分析封建正统的思想意识如何通过文言这种书写工具渗透到它的使用者──史官头脑中并通过正史的书写表现出来。

１．１仓颉造书的暗示：史官与书面语

《说文•叙》：“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之迹，初造书契。”后人由此断定：一，仓颉的身份是黄帝时的史官，二，汉字为仓颉所造。姑且不论这个传说是否属实，但是这则引文透露这样的一个信息：在中国古代，史官和文字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进一步还可以说，只有掌握了文字才能作史官、记录后人所称的“历史”。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学习、掌握文字并成为史官的呢？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学在官府”的状况看到：学习文字其实是少数人的特权。《汉书•艺文志》源于刘歆《七略》，在叙诸子十家时，皆谓出于某官，如“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名家者流，盖出于礼官。……”［２］其实这里的某官，就是周代王官之所掌。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原道》中阐发道：刘歆盖深明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又以知私门无著述之故也。何则？其叙六艺而后，次及诸子百家，必云某家者流，盖出于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氏之学，失而为某氏之弊。其云某官之掌，即法具于官，官守其书之义也；其云流而为某家之学，即官司失职而师弟传业之义也。其云失而为某氏之弊，即孟子所谓生心发政作政害事。辨而别之，盖于庶几于知言之学者也。［３］由此可见古代的文化要典都由百司之史掌握，所以有“百家之学，悉在官府”的说法，而能够接近要典并向百史之官学习者，也只有公卿子弟，所谓庶民则完全没有这样的机会。直到周代衰亡之际，王官失守，散为诸子百家，民间才得以师弟子的形式传授知识。私授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文化传播的范围，但是他们授课的内容———也就是课本仍旧是用古代语言写成的六艺和诸子百家的典籍，而不是私塾老师自己的著作，孔子的“述而不作”应该是这个方面的有力证明。也就是说无论是官学和私学的授课内容都来源于以史官为代表的人所做的著述中。据此可以得出书面语的如下特点。书面语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创造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书面语言的使用几乎成了一种特权和身份的象征。它之所以被蒙上一层意识形态的面纱，与书面语言的以下特点有关：１）书面语言作为人类文明的创造物，与口语相比，需要通过教育才能够获得，所以在人类物质水平不发达的一段时间内，它的获得和受教育机会一样只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那少数人几乎就是特权阶层和统治阶级的代表。２）书面语言可以通过媒介得以保存的特点使人类社会活动通过书面语言的形式流传下来，而人类社会活动如何书写就只能由上述少数懂得书面文字的人所决定。如果将文字书写当作声音的另外一种形式，那么后世听到的声音只有特权阶层或统治阶级的声音，而只会使用口语交流的大多数人的声音早就在历史的时空中荡然无存。在这种意义上，书写能力就意味话语机会和话语能力，也意味着被历史记忆的可能性。３）书面文献作为后来教育所使用的资源，它所承载的少数人的思想同时被传达到受教育者那里，对受教育者起到一种浸润和同化作用，所以，书面语作为语言被受教育者学习的同时，它所承载的思想和意识也被接纳和吸收，并作为一种身份资本而一再得到尊奉和宣扬。在这种层面上说某种语言的使用者就是某种思想的遵循者并不过分。从而，语体的不同选择就昭示着使用者不同的社会身份和不同的使用目的以及对事物的不同认知。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在《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于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说“智力和语言只允许和要求有相互适应的形式”，虽然指的是不同语言与民族精神的关系，但我认为它同样适用于讨论同一种语言中不同的语体与使用者思想之间的关系。当时的文言只能为以史官为代表的少数人使用，这些使用者所受的教育乃是与统治者密切相关的正统思想。这一点，可以从史家修史的原则和观点中得以明证。

１．２历史、文言与史官的封建正统历史认知

我国史书的写作滥觞于孔子删定的《春秋》和传为左丘明著作的《春秋左氏传》。经过后人阐发，“孔子删定《春秋》”是孔子“观周礼之旧法，遵鲁史之遗文，据行事，仍人道，就败以明罚，因兴以立功。假日月而定礼数，籍朝聘而正礼乐，委婉其说，隐晦其文，为不刊之言，著将来之法”，［４］１１可见孔子所撰《春秋》并不完全是鲁国历史的原貌，而是根据孔子“劝恶扬善”、“提倡王霸、王道”、“强调以封建等级次序为核心的‘礼’”的目的对原有历史进行重新编订的。《春秋》为后世史书的做法开了先例，同时孔子连同其他先秦的贤士用自己的学说“奠定了整个传统文化的话语体系”（《论晚近历史》）。从先秦诸子大多“不用于世”的遭遇来看，他们的话语并没有在现实层面得到实现，这就有待于后世帝王用自己的权力来产生实际效应。官修史书就是实现这种话语权力的有效方式之一。司马迁《史记》虽然是私家著作，表达的也是作者自己的思想，但它之所以获得正史的崇高地位，固然与《史记》在叙事、记载等方面的成就有关，也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史记》从撰述目的到实践都是符合儒家正统思想的。从他推崇孔子的话来看，他的“古今之变”还是以王道为依据的。从各下面史家的论述也可以看出来这一点。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之废，王道之大者。”［５］荀悦《汉纪》：“夫立典有五志：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备矣。”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第十六》：“开辟草昧，岁纪绵绵，居今识古，其载籍乎？…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原乎载籍制作业，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是以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予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６］刘知己《史通•直书第二十四》：“况史之为务也，申以劝诫，树之风声。”［４］２４９刘知己《史通•外篇•史官建制第一》：“用使之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为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４］３８９司马光《资治通鉴序》：“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厚之本，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７］官修史书作为各个朝代的重要典籍之一，它的理想宗旨就是将这个“道”通过“撰述”的方式在历史中得以表达、并幻想帝王能借鉴学习历史成为“道”的完美体现者。中国各朝各代的明臣贤士也无一例外的都是“忠君”、“重道”的表率。几千年过去了，他们所遵的“道”还是“先王之道”，而且始终坚信有那么一个“道”可以贯穿历史，经天纬地。这样，文言、史书、儒家正统观念三位一体的局面也得以形成。文言的简洁、古奥、庄重、正式等特点也在经典的一再重复、历史的一再撰写的过程中得到强化和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