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历史小说论文
作者：乐云 单位：广东工业大学
相对于十九世纪初期其它类型的小说，历史小说①沦落到极度尴尬的地步:虽然代表了章回小说的正宗，但逐渐向边缘化过渡;虽试图与神魔斗法、侠义公案、才子佳人等题材杂糅结合，其结果却不伦不类，既缺乏讲史演义的微言大义，也欠缺通俗小说的审美情趣。此期历史小说在艺术上乏善可陈，因循守旧，公式化倾向严重，思想上更是陈陈相因，不外乎忠奸斗争与劝善惩恶等传统思想。不过，从思想史与文化史的角度来说，此期历史小说展现出中国近代思想走向的两种不同维度:一方面，既沉醉于天朝大国的辉煌记忆中不能自拔，复古思潮与保守主义盛行;另一方面，随着十九世纪中国内忧外患的逐步深入，对时局敏锐而焦虑的小说家的忧世心态也在历史小说中充分呈现出来。其突出的标志，是对外患内忧的广泛“书写”。
一、历史演义向英雄传奇的演变
一般说来，历史小说以历史事件为题材，其关注对象是历史上的事件或人物故事。明代以降，历史小说分类颇为复杂，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历史演义(或讲史演义、通俗演义)与英雄传奇，其代表作品分别是《三国演义》与《水浒传》。其区分标志是:第一，从叙事的侧重点来说，历史演义“以叙一朝或几代的历史为主要内容，多以正史编年为序”，“以帝王将相为主要人物，以政治、军事斗争为主要情节”，［1］英雄传奇则以某一个或一群英雄人物为中心，以英雄的建功立业、侠义报国之举为主要情节;第二，从故事情节的真实性来说，历史演义大部分取材于历史，即便有虚构，也只占较小的比例，而英雄传奇则虚构成份更浓，如《水浒传》中的梁山英雄、《说唐》中的瓦岗英雄等;第三，从语言风格上来说，历史演义以文言或半文半白为主，以理性化见长，而英雄传奇以通俗白话为主，以个性化见长。整个明代，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之间存在着泾渭分明的鸿沟。
清代以降，历史演义在继承发扬《三国演义》史传传统时，其题材、风格逐渐向英雄传奇过渡。清代前期，历史小说创作主要是历史演义，但其中夹杂着较多的英雄传奇因素，从对历史事件的侧重转移到对历史人物传奇故事的关注。此类小说，“演说的是平民百姓敬慕的明主贤臣、英雄豪杰，用来娱心，杂以惩劝而已”。［2］如《梁武帝西来演义》、《说岳全传》、《说唐全传》、《说唐后传》、《征西说唐三传》、《反唐演义》、《飞龙全传》等小说，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清代中期，尤其是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历史演义小说依然有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影响颇大的小说，如《二十四史通俗演义》、《北史演义》、《南史演义》、《万花楼演义》、《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后传》等。其中，《二十四史通俗演义》、《北史演义》与《南史演义》，“宗乎正史，旁及群书，搜罗纂集”，有较强的史传色彩。而其它作品，则大多撷取历史上某个英雄人物的事迹片断，敷衍而成，具有浓郁的世俗化与娱乐化倾向。但总的来说，此期历史演义中故事情节虚构的成份居多，这是它与明代历史演义小说最大的不同之处。
在此，我们有必要简单回顾历史演义对真实性的执着追求。历史演义无不标榜以“通俗”的形式来演义历史。其实这种“通俗”，是建立在对历史真实性极高要求的基础之上的，而史传正是演义小说内容上的主要依赖和根据。因此，明人把演义小说看作是可以“与经史并存”的“羽翼信史”之作，把演义小说当成了通俗的历史读本。［1］如《三国演义》，便因为它“据实指陈，非属臆造，”故“堪与经史相表里”。［3］(P899)这一真实性的要求在清代也曾被许多小说家所信奉。如吕抚着《二十四史通俗演义》(1732年完成)，其自序云:“微言大义，纬地经天，假一字之褒诛，留纲常于万古，皆圣贤之精意，非俗人所能会通也。吕子安世于治经之外，日取《通鉴纲目》及二十四史而折衷之，历代之统绪而序次之，历代之兴亡而联续之，历代之仁暴忠佞贞淫条分缕析而纪实之。芟其繁，缉其简，增纲以详，裁目以略。事事悉依正史，言言若出新闻，始终条贯，为史学另开生面。”［3］(P1070)“事事悉依正史，言言若出新闻”，由此可见吕抚对史实的重视程度。许宝善《北史演义》亦云:“夫《三国演义》一编，着忠孝之谟，大贤奸之辨，立世系之统，而奇文异趣错出其间。演史而不诡于史，斯真善演史者耳。《两晋》、《隋唐》皆不能及，至《残唐五代》、《南北宋》，文义猥杂，更不足观。……作者欲歌欲泣，阅者以劝以惩，所谓善演史者非耶?余尝谓历朝二十二史，是一部大果报书。二千年间，出尔反尔，?娴?媸В?龈Ｑ?罚?艉戏?酰?斓辣ㄊ??趾廖匏??rdquo;［4］(卷首部分)“演史而不诡于史，斯真善演史者耳”，看来，是否符合史实，成为作家评判历史演义小说优劣的重要标准。
而孙楷第之所以称赞杜纲的《北史演义》与《南史演义》，也是因为“其铺陈事迹皆本史书，文亦纡典匀净。凡演史诸事，非鄙恶即枝蔓，此编独能不蹈此弊，在诸演义中实为后来居上，除《三国志》《新列国志》《隋史遗文》《隋唐演义》数书外，殆无足与之抗衡者”。［5］(P1877－1878)在他看来，杜纲的作品能“后来居上”，主要是因为它没有沾染此期其它小说“非鄙恶即枝蔓”的毛病。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不“鄙恶”不“枝蔓”呢?这实际牵涉到历史演义小说所蕴含的主要元素:对盛衰兴亡之道的探究与“羽翼信史”的要求。如果说对“废兴递嬗”之道的探究小说家还能容忍的话，那么对历史真实性的要求则并不为此期小说家认同。金丰《说岳全传序》云:“从来创说者，不宜尽出于虚，而亦不必尽出于实。苟事事皆虚，则过于诞妄，而无以服考古之心;事事皆实，则失于平庸，而无以动一时之听。”［6］(卷首部分)即便是“宗乎正史”的《北史演义》、《南史演义》，依然有大量的虚构存在。如《北史演义》中的号称桐花公主的胡桐花，便纯然是史书不载的虚构人物。而到了《万花楼演义》、《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后传》等小说，除了基本史实与人物在历史上确有其事外，其它大量的故事情节，则完全是虚构，已经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演义了。清代中期的英雄传奇小说发展较为强劲，并以其“戏谑”的世俗化风格深受下层民众的喜爱。如《双凤奇缘》(1809)、《海公大红袍全传》(1813)、《后宋慈云走国全传》(1820)、《平闽全传》(1821)、《末明忠烈传》(1824)、《万花楼演义》(1831)、《绿牡丹》(1831)、《天豹图》(1831)、《海公小红袍全传》(1832)、《大明正德皇游江南传》(1842)、《荡寇志》(1847)、《云中雁三闹太平庄》(1849)、《北魏奇史闺孝烈传》(1850)等等。这些小说，大多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和真实的历史人物，但除了大量虚构故事情节与人物经历外，它们在思想主旨与艺术风格上与之前的历史演义与英雄传奇大相径庭。具体来说，它显示出历史演义向英雄传奇过渡中所伴随的从正统化、理性化向世俗化、娱乐化过渡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