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现代小说论文
作者：郭洪雷 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中国小说修辞①的现代转型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从晚清到“五四”,这一转型所带来的影响,在小说家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小说家虽然都在利用转型中逐渐生成的各种修辞成规,但他们并没有获得充分的理论自觉。加之中国现代修辞学创建之初,“受辞格派影响较深”②,重微观,轻宏观,以“修词”代修辞,影响了小说修辞理论的发育,使得中国小说修辞的现代转型未能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如果我们能够从小说修辞角度入手,重构现代小说研究的修辞之维,不仅可以澄清现代小说修辞意识的成长脉络,还可以使原本不被重视的论争获得新的阐释,使其理论价值得到彰显。
一1902年初,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鼓吹“新民”;沿承这一启蒙思路,同年11月他又创办了《新小说》杂志,并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③虽然没有统计,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段文字是梁启超文章中被频繁引用的段落之一。重复率最高的是“新”,梁启超强调的是“新”,引用者看重的是“新”。小说所以能“新”,能使之“新”,着力点终在“支配”二字。然而,在梁启超修辞激情感染下,研究者却放过了“支配”二字,也就无意间错过了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修辞之维。梁启超以“新民”为依归,以“支配”为枢轴,描述了小说支配人道的四种力:“熏”、“浸”、“刺”、“提”。
对于“四力说”,以往研究多取径接受美学、心理学、传播学,虽褒贬不一,多角度阐释还是揭示了“四力说”内涵的丰富和复杂。“四力说”之关键在“支配”,梁启超正是从时空、渐顿、内外等方面描述了小说支配人道的四种方式。需要强调的是,解释“四力说”须结合梁启超的思想背景和知识构成,尤其要重视其描述所用之话语、例证和运思方式。梁启超自言其论著,“往往推挹佛教”①。他以“应用佛学”推许谭嗣同②,而他自己论著所遵循的恰是将佛法灌注于现实的“应用佛学”。明乎此,其借鉴唯识学理,选取佛经例证,来阐发小说支配人道的四种方式,也就可以理解了③。梁启超习佛而不佞佛,熟谙佛史而又能放眼欧美,他正是通过佛教辩难与宣教,通过对古代希腊、罗马“政治学艺”的了解,来认识小说本身的修辞力量,来描述小说修辞的运作肌理和效果的④。梁启超的文章详于描述小说“支配”人道的方式,亚里士多德则将修辞术定义为:“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并强调“修辞术的功能不在于说服,而在于在每一种事情上找出说服方式”⑤。“支配”与“说服”虽词色不同,但都强调修辞运作方式的重要意义。
梁启超视野开阔,由政、教两端认识到小说所具有的修辞力量,他还身体力行,创作了一部充满演说与辩论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但他毕竟没有直接使用“修辞”一词。从现有资料看,首先直接使用修辞学来探讨小说的是恽铁樵。1915年,恽铁樵在《小说月报》发表《论言情小说撰不如译》一文,从五个方面立论,其中第五项认为,中国作者没有系统的修辞学训练,在小说的“结构意趣”方面不及国外作者。恽铁樵的论述有三点值得关注:(1)阐明修辞学三原则:理、力、美。其中“理”是关键,意近古文家之“提挈剪裁”;(2)为文者以词藻自炫,??满纸,有背“修辞公例”;(3)小说为文学,不能违背“修辞之公例”⑥。从文章看,恽铁樵对修辞学的理解肯定存在误读,对小说修辞的论述也颇为粗糙,但他的理解比较完整,他对小说中微观修辞和宏观修辞的自觉区分,尤其值得肯定。从现有资料我们很难推断恽铁樵对修辞学的论说源出何处,他虽触及了修辞学训练对小说创作的意义,但终究是偶然论及,未能充分展开。直到1922年在《文学旬刊》上,郑振铎与宓汝卓就小说要“写”还是要“做”的问题展开探讨,中国现代小说修辞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才得到系统思考。
二1922年4月,沈雁冰在《文学旬刊》撰文,批评当时短篇小说太过“执板”,缺少变化。他认为原因有二:一是“以做诗的态度去做小说”,创作全凭一时灵感,缺乏构思和修改;二是不尚实地考察,对人生世态的描写多是书上读来的,“不是自己捉来的”⑦。文章发表后,很快有人跟进讨论。先是宓汝卓致信主编郑振铎:“近来有许多人主张以做诗的态度做小说———这就是说小说也是‘写’出来的———不过是一种旧文人以‘做小说为游戏’的一种反响,并不是做小说的‘经常大道’”。并认为像叶圣陶那样的“写”出的作品,“我们与其称之曰小说,无宁称之为散文诗呢。”郑振铎复信说,原来与朋友口头讨论过小说“写”与“做”的问题,小说虽结构复杂、情节曲折、人物众多,但他与叶圣陶还是坚持小说是“写”下的,不是“做”出来的。“因为极端的无所为的客观的描写的小说,决不是好小说,而且也没有做的必要。凡是做小说至少也要有极深刻的观察,极真挚的欲诉的情绪,或欲表现自己的冲动,才能去写。”他在信末总结说:“小说的灵魂,是思想与情绪,如果没有要说的话,没有欲吐的真情,就使极力去‘做’小说,也是‘做’不出来。在艺术方面讲,小说描述的好坏,也不一定靠‘做’,艺术手段高,涵养有素的人写出来就是很好,没有手段的人虽是努力的‘做’也是不会好的。”⑧针对郑振铎的答复,宓汝卓发表长文《关于小说“做”的问题》(连载于《文学旬刊》第42、43期),对郑的观点进行了剖析反驳,并申述了自己的观点。
对于这次讨论,以往关注不多,且认识不一:陈平原认为争论不会有什么结果,因为“概念本身相当模糊”⑨;严家炎则肯定宓汝卓的观点,认为“可供小说家和研究创作心理学的学者参考”○10。如仅从这次讨论本身看,不仅概念相当模糊,讨论的前提及许多相关问题也都不够明确。我们只有弄清讨论的背景,才能揭示其内涵和价值,而这个背景就是在《小说月报》展开的“自然主义的论战”。1922年2月《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沈雁冰在答复周赞襄的信中指出:“一向落后的我们中国文学若要上前,则自然主义这一期是跨不过的。”由此引起大家关注。同年5月,《小说月报》第13卷第5号开辟“自然主义的论战”专栏。论战持续近半年,1922年7月,沈雁冰在《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发表长文《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可视为对论战的总结。《小说月报》与《文学旬刊》是“姊妹”刊物,了解《小说月报》上的“自然主义的论战”,可以澄清以下事实:(1)小说“写”与“做”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自然主义的论战”在小说创作技巧层面的延伸;(2)就讨论前提看,沈雁冰《创作坛杂评:一般的倾向》对当时短篇小说创作的批评和分析,与他对“自然主义”的倡导紧密相关。宓汝卓所持观点,既受到了沈雁冰的影响,也是自己的独立思考①;(3)郑振铎所谓原来与朋友口头讨论,其中应包括沈雁冰、谢六逸、叶圣陶等人,以上诸人虽同为文学研究会中坚,但他们对提倡“自然主义的文学”存在分歧。讨论中,郑振铎接受了沈雁冰的部分意见,承认小说“写”前应注意构思,写后注意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