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学对现代小说的影响

作者：单正平 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历来的研究都注意到梁启超等人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和对进化论的接受，因此进化论的历史观对文学的影响，就成为论者经常注意的问题。但晚清公羊学历史观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则向来少为人注意。从晚清小说创作看，“史传”对于中国小说的影响，大体表现为陈平原所总结的“补正史之阙的写作目的、实录的春秋笔法，以及纪传体的叙事技巧”这三方面。后来有人进一步认为：中国小说在题材、思想观念、艺术技巧和尚实的审美特征诸方面，都与史传有无法分割的血缘关系，也有人从叙事文学的深层结构探讨历史与文学的关系。上述研究在具体问题上均有独到见解，但论者大多未能把问题置于特定历史语境中来讨论，结果对有些问题（比如中西小说的结构优劣）的探讨，陷入了一种艺术价值上的相对主义。简单说，历史叙事在各种技术层面上如何影响文学，已经有比较深入的研究，略如上述。本文重点讨论公羊学历史观对现代小说的深层影响。

一晚清公羊学的世界观与历史观

晚清公羊学的基本历史观念，建立在对中国所处情势的基本认识之上。对世界局势的判断，是公羊学历史观的根据。康有为认为，晚清时世界已经到了“列国并立”的时代，中国君临万邦的世界想象不复有现实的基础。他从传统立场出发，把世界的列国时代和历史上的春秋列国时代相比附，由此推出具有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变革主张，其核心，是依靠新圣人康有为和英明君主光绪帝，对内以俄国日本为榜样，实行法家式的强力变法，对外则推行儒家的王道，感化西方蛮夷。由此来看公羊学的历史观，可能会得到比较清晰的认识。传统公羊学的历史观，从最初《公羊传》提出“三世异辞”——“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到董仲舒把《春秋》所记载的鲁国十二公分别划入“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再到何休把三世发展成了“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样一个系统性的历史哲学。这个历史哲学的具体含义是：孔子对三个历史阶段使用了不同“书法”：传闻世时代久远，恩薄义浅，书法从略；所闻世相对近一些，书法较传闻世略详；所见世为孔子所经历，故记载最详细，而且由于距离近，有诸多忌讳，故用辞谨慎而隐晦。同时，这样的不同记载，又寄托了孔子对三个时代不同的政治态度和理想。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三世系统，就是一个中国式的历史演化模式。

需要指出，汉代公羊学的三世说仍然是一种历史循环论，“太平世”往往是“当今皇上”想欲达到的，或是其子孙想欲达到的有限目标，而非终极目标。历史循环的结果最终还是由治到乱，或者相反，“太平世”之后还会出现“据乱世”，“据乱世”之后人们的理想当然是向往太平。从孔子到司马迁、何休，他们对自己所侍奉的当代君主的赞美，并不等于对古代圣王的贬低乃至否定。后代的进步更多可能是经济文化乃至政教上的进步，从根本道德上不可能超越古代圣王。《礼运》“大道既隐”的感叹，正是两千年厚古薄今传统的经典表达。司马迁固然在《太史公自序》和《货殖列传》中赞扬汉代的“海内一统”，政治经济超越前代，但他会真的认为“今上”汉武帝和他前后的皇帝们可以媲美三代圣王？显然不是。从公羊学历史发展模式本身看，也体现出循环论的特点。按照董仲舒的解释，所谓存三统的实质含义是，新王朝顺天应人承继大统，应该对前王之后给予相当的分封礼遇，每个时代应该同时有三个王朝的统绪承传，所谓“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新王出现，原来三王中最早的一位王则退而被尊为五帝，原先五帝之中最早的一位帝退而被尊为九皇，原先九皇之中最早的一位皇退而成为六十四民之一。

皮锡瑞对此解释得最为清晰。由此可以看出，王朝更替方式应该是和平的、共享的、渐进的，而不是绝对对立的、你死我活的。孔子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也正是这个意思。那么，新王的出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就是合乎规律的阶段性的历史现象，三统（黑统、白统、赤统）轮流相继，“形成历史演变的循环”。康有为提出大同学说时，正遭遇进化论影响，晚清公羊学似乎具有了进化论直线历史观的特征，何休的三世说似乎被绝对化了。人们在文字言说层面，倾向于证明传统的公羊学与进化论具有一致性，并因此而将前者提高到一种具有终极意义的历史哲学高度。梁启超将帝王相继的三统循环美化为“通三统者，正以明天下为天下之天下，而非一姓之所得私有。”他说：“《春秋》之立法也……其意言世界初起，必起于据乱，渐进而为升平，又渐进而为太平，今胜于古，后胜于今。此西人……所倡进化之说也。支那向来旧说，皆谓文明世界，在于古时，其象为已过。《春秋》三世之说，谓文明世界，在于他日，其象为未来。谓文明已过，则保守之心生；谓文明为未来，则进步之心生。”

但他的落脚点最终还是：“明三世之义则必以革新国政为主义。”康有为也说：“盖推进化之理为之，孔子生当据乱之世，今者，大地既通，欧美大变，盖进至升平之世矣。异日，大地远近大小如一，国土既尽，种类不分，风化齐同，则如一而太平矣。”这显然过于简单、乐观。大同理想太遥远，对于现实世界并不具有多大指导意义。所以康有为又赶紧强调，“有乱世中之升平、太平，有太平世之升平、据乱”，“一世之中可分三世，三世可推为九世，九世可推为八十一世，无量世。太平大同之后，其进化尚多，其分等也繁，岂止百世哉！”如此一来，他几乎用一种复杂的时代分等数字游戏，把最初的大同理想解构了——既然每一世中可以细分为据乱、升平、太平三种状态，那个遥远的最终的太平盛世还有什么意义呢？康有为自己解释说，“圣人之治，如大医然，但因病而发药耳，病无穷而方亦无穷，大同小康，不过神人之一二方哉！窃哀今世之病，搜得孔子旧方，不揣愚妄，窃用发明，公诸天下，庶几中国有瘳，而大地群生俱起乎？”如此看来，大同之说，也不过是一种阶段性的政治理论，据乱、升平、太平三世实质上还是一种循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