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话语生成环境探索

作者：黄立华 单位：南昌航空大学外国语学院

生态文学话语是以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生态批评运动为嚆矢。进入21世纪，它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几乎与“诸如结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心理分析批评和后殖民理论等相颉颃。”［1］(Gersdorf＆Mayer2006:9)而后现代主义为了生态批评的需要强调多方修正的多元性，对立二元和等级的不稳定性。这就为各种二元范畴，特别是自然和文化范畴创造了生产语境。本论文拟就两部后现代小说文本中的环境隐喻进行分析解读以揭示出后现代语境是怎样通过语言产生出来，语言又是怎样和语境相联系的。

生态文学话语生成环境虽然生态批评直接关注自然和环境，但是努力将自然现象和文学批评结合起来会引起概念问题，因为生态本身就是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抽象概念。依赖于一切事物都与其他事物相联系的质疑本体论论证，生态批评努力研究约翰•本内特所称谓的“多有机生物概念”。也就是说，创造“一个整体实体的意象和概念，然后把这一意象当做真正的实体:如‘环境’、‘人类生态’、盖亚(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或者地球、宇宙、上帝”。［2］(Bennet1996:356－357)从文学的角度来看，首先，生态批评需要包容的、跨学科的方法。问题在于是否有可能发现包括多种环境问题的理论方法。实际上，任何对文学理论中的生态问题的质疑都需要理论支撑。改变目前批评理论中的看法和方法需要扩大理论系统;其次，如果批评重点专一于特别的文学作品，如自然诗歌、小说，那么，在分析的过程中批评的透镜必须加宽。最后，如果在生态批评中包括其他的文学作品，那么，在解决生态问题时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如果所有文学和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都要分析，生态理论需要某种比较复杂的生态文学话语，因为这些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需要系统的内容。困难在于选取一种将自然和文学现象联系起来的恰当的批评视角。因而，今天的生态批评是一个不断创新和改造自己的过程;需要不断从其他学科和自然科学借鉴的过程。从文学政治化的视角来看，环境思维所引发的意识以及全球生态危机所提出的美学困境迫使文学批评家去认识文学和批评在理解人类在生态环境中的地位所起的重要作用。它是以将文学视为斯汶•伯克兹所谓的“一种道德说教的方式”为前提的。伯克兹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在理解生态文学分析的过时的批评方式的危险性的时候是有意义的。

他质疑:“文学可以作为人类与自然世界的实际关系加以研究吗?文学应该公众化去帮助提高自然环境的原因吗?”［3］(Birkerts1996:4)虽然生态批评的确应该探索文学和生态相互作用的方法，但也不应该以牺牲文学文本而仅仅是对物质世界的临摹为代价。文学不应该用作研究生态问题的借口。生态批评读者也不能回到把文学文本看成仅仅是反映现实的透明介质的境地。因此，生态批评真正关注的焦点不应该是过时的表现主义的模式，而应该是自然怎样在文学文本中文本化的，以至于创造有助于产生文学语言和自然语言之间的互文的而又相互作用的途径的生态文学话语。正如克里斯托弗•曼斯所强调的:“把自然看成是活的、发声的在社会实践中很有意义的。”［4］(Manes1996:15)曼斯也认为自然知识总是受到历史的和社会的因素的影响。这种观点和威廉•鲁克特所谓的“文学生态”是探究自然边缘化、沉默化和窘迫化的方法如出一辙。它表明生态文学是关于人类对自然环境负有责任心的人类思想的投射。然而，生态文学话语致力于研究文学文本时怎样说明自然的沉默，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生态批评正好起到中间媒介的作用，因为它探索我们在话语上称之为可以操纵的文学中的非人类世界，讨论自然是怎样边缘化的或者沉默的，又是怎样被融入人类语言的。况且，生态批评提供了“分析自然的文化建构，同时也包含语言、欲望、知识和权势的分析”。［5］(Legler1997:227)自然话语建构，要么以浪漫化的、理想化的形式，要么作为敌对荒野。特别是小说和诗歌中的自然话语往往是对自然灾难性的虐待的观念的证实。为此，生态批评不只是观察和阐释而是作为一项积极保护生态的行为。自然话语要让人类在消弭人类和非人类区别的矛盾心态中替自然说话。正如凡尔•普鲁姆伍德所讨论的:“我们作为人能够替非人类的自然说话的假设似乎影响着包容的、独有的‘自然’意义，还认为我们能够完全消除自然和文化区别，不仅仅克服其二元建构。”［6］(Plummwood1997:349)尽管有这样的问题矛盾，生态批评家们认识到需要重建自然，不是作为排除话语的他者，而是作为需要对人类地位的非二元知觉和阐释的主体。与自然的对话就预言而言是不可能的，但是建构一种新的超越，如果不是消除，自然和文化二元对立的理解和认知模式是可能的。生态批评努力解构自然语言对话中的特权人类主体性也许会创造可持续的文学生态视野。虽然自然和文化的区别有很大争议，但是生态批评却是一种“人类已经创造性地帮助我们理解和支配世界”的范畴。［7］(Gruen1997:364)因此，生态批评提倡对已经确立的信仰、观念和我们对自然的理解的再思考，以创立“一种所有生命必然联合的意识”。［8］(Eisler1990:26)为了做到这一点，生态批评需要从现存的批评理论中吸取精华去编码文学生态，去定义以生态为中心的文学话语。这就是所谓的奠定生态批评的概念基础的生态文学话语。《洼地》的主体间性建构随着生态批评的兴起，一些后现代小说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融入了自然环境成分，呈现出叙述中语言的生态文学作用。

正如苏珊•斯特拉赫尔所认为的;“摆脱错误的和限制的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之间的二元性，这些后现代主义作家努力进行一种独创性的融合。”［9］(Strehle1992:6)这些生态环境成分构成后现代语境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洼地》是一部关于历史呈现的元小说。叙述者历史老师汤姆•克里克(TomCrick)和他的学生争论。他的学生愿意去了解被原子灾难所威胁的现实世界而不愿意研究法国革命。小说一开始叙述历史和讲故事之间的问题的元小说思考与沼泽地区的沼泽地联系在一起。小说的主要生态环境隐喻是“淤泥”。“沼泽地由淤泥形成……。淤泥形成和损害陆地;淤泥一边形成陆地一边又破坏陆地;淤泥同时增加侵蚀;淤泥既不进展也不腐烂。”［10］(Swift1983:7)小说利用这一隐喻对历史的虚构表现进行评论，同时通过诉求自然历史使得历史知识概念疑窦重重。然而，更有意义的是沼泽地发出有关自然的新的世界观的象征性表现的信号。用达纳•菲利普的话说，在《洼地》“确定有关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的更为严格的界限。”［11］(Philip1996:219)象征性地标记“缓慢而又艰巨的过程，无止境的而又模糊的土地再垦的过程，也即人类淤泥化的过程”。［12］(Swift1983:8)这一过程和“宏大历史变化”相对立。沼泽地决定叙事本身的本体论现实，强调这样的生态文学话语是怎样与元小说所引发的挑战巧合并融合在一起的。因此，就本体论结构而言，自然的和虚构的两个不同领域共存。正如克里克告诉他的学生，“在模糊的蕨类土地背景中，历史和小说相融合，事实由于无稽之谈而变得模糊不清……”(ibid．:180)沼泽地的历史叙述还和小说的历史表现交织在一起。克里克对荷兰工程师考奈尔溜斯•佛母登(CorneliusVermuyden)在20世纪60年代努力打通通往海洋隧道的叙述提供了自然作用的生态文学阐释:“自然，比我的祖先更有效，开始破坏他的工作。因为淤泥一边集聚一边又停止;一边形成一边又消失。”(ibid．:9－10)这样，作为生态隐喻的淤泥可以通过文本自我参考进行研究，并且赋予小说中自我决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