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的抒情转向阐述

作者：席建彬 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现代小说的抒情转向”通常指的是现代小说在“向诗倾斜”的跨文体融合中，突破了传统叙事规范而着意抒发主体人生情怀的小说“诗化”和现代化转变过程，涉及从鲁迅、郁达夫、冰心、许地山、废名到沈从文、萧红、冯至、师陀、孙犁等现代文学史上一系列重要作家及其作品。目前这一谱系小说的诗学特征、审美品质及其经典价值已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然而当论者普遍在意象、意境、氛围化、“淡化叙事”或“背离了传统的叙事规范”等方面谈论抒情小说等相关文学现象时，却存在着一种对小说做“无事”处理的偏向，弱化甚至消解了作为小说本体的叙事性及其结构性。显然，这不仅使得相关研究目前还停留于相对虚泛的抒情诗学视阈，难以体现小说研究的叙事旨趣，而且将意境、意象一类的抒情理论范畴直接或间接视为叙事或叙事诗学范畴，还明显存在着传统情节叙事观念的束缚，在构成误读“叙事”的同时也会造成对其蕴含的叙事转型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不足。由此，也就有必要重新审视抒情转向中的叙事问题，而突出这一研究，不仅是对已趋定型的现代抒情小说研究的拓展和深化，也是一种结构诗学和文化诗学意义上的小说叙事研究，对于丰富、深化现代小说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对立、纠结在意义之间的叙事结构

就方法论特征而言，叙事学研究通常需要借助结构主义的文本分析方法考察作品，然后从中提取它们的基本结构，进而建立起一个具有普适性的结构范式。就是要找到“隐藏在一切故事下面那个最基本的故事”，①或者说“找出(某一类)叙事文学的普遍框架和特性”。②如果说面对情节性较强的故事，传统叙事学可以做普洛普式的功能分析，从而用多达31个因果链条式的“行动”功能去实现这一目标，那么这种侧重情节分析的方法显然并不怎么适用于现代抒情小说这样的对象。由于故事情节的淡化，此类小说叙事的侧重点在于话语过程中的人生印象、生命情怀及其背后的意义蕴含，并不具备相对紧凑的因果性情节与事件。显然，展开类似的“行动”分析，似乎并无多少意义，这一方面是因为此类文本并不着意于虚构受制于历史时间哲学的社会学故事，讲述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另一方面又在于作家总是有意无意地引导读者偏离“行动性”故事的“迷恋”，对于叙事其实另有怀抱。而我们若仍固执于此类分析的话，也就可能背离文本自身旨趣，从而削弱叙事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在此意义上，或许可以换一个角度进行叙事分析，做意蕴上的结构辨识，以寻求“那个最基本的故事”间的特殊关系。小说叙事并不仅仅存在一种单一性的“情节”维度，还可以从故事意义层面加以阐释。正如赫尔曼和凡瓦克在《叙事分析手册》中所强调的，“如果叙事分析不结合故事内容的话，那么叙事分析也就失去了价值”。③而在现代解释学看来，叙事“可以是一个故事，也可以是一种‘自我叙说’;它是一种说法和解释”，是某种关于自己(人)、关系以及生活的“解释”。④

不妨认为，文本内在的意义关联最终制约了叙事的生成和展开，在结构层面上，无疑也会存在支配叙述话语的具体秩序。以此衡量，现代抒情小说作品虽不具有严密的情节，达不到传统故事的标准，但并不缺乏类型化的意义逻辑。作为现代小说抒情转向的开拓人物，鲁迅的《故乡》、《社戏》等乡土抒情小说首先具有相关性，叙事的意义旨向及之间的对立与纠结，构成语义矛盾的基本面并制约着叙事的进程。《故乡》并没有明显的情节结构，倒是新与旧、回忆和现实、过去和现在、乡土的诗意与破败、童年与成年等之间的意义对立与纠结构成了叙事的基本单元，闰土、杨二嫂、老屋……缺乏行动性的故乡人、事、物作为意义的符号一直徘徊在单元的两极。《社戏》的三次“看戏”，前两次“远哉遥遥”的时间不详和印象索然、模糊与平桥村的“好戏”、“乐土性质”和跨越时空的铭心记忆构成了一种差异性叙述，记忆中的远与近、好与坏、过去与当下等反差突出了一种理想人生诉求。萧红的《呼兰河传》在童年乡土的现实苦难与温馨记记之间同样也形成了一种对立性的意义纠结关系，一边是有二伯凄凉的哭声，“小团圆媳妇”屈死的孤魂，“大泥坑子”里外的生死，父亲祖母对我的冷漠，一边是给我爱和温暖的祖父，后花园天真的嬉闹，看秧歌、野台子戏、晚饭后的火烧云……

不连贯的人事在哀伤和诗意的两端游移，突破情节限制的意义开阖寄寓了作家无限的人生感怀。而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则在个体与社会、理性与感官等之间的对立与纠葛中谋求人的欲望的表达，一直存在着压抑乃至净化非理性欲望的叙述理路，“对于欲望自然进程的中断，陷入欲望释放直至人性表达的困境，而且现实和理性内容在本质上构成对身体性欲望的压制和转化，又使文本人物(或作家)最终臣服于道德伦理、家国观念等社会性主题”。⑤至于沈从文小说，渗透了女性和男性、蛮性和阉寺性、神性和俗性、原始与现代等普遍文化冲突与纠结的意义诉求同样构成叙事展开的基本语义动力，影响着作家“人性小庙”意义版图的构建，等等。这一谱系小说的意义表达往往寄寓着规避(也不乏逃避意味)人生困境的理想化诉求，语义矛盾的超越一般趋向精神形态中的某个领域，诸如童年、乡土、生命力的健康状态、人性的净化乃至超验情怀等，而社会现实境遇作为一种总体性的制约力量，一般又阻碍着这一动力的实现。最终，借助于一系列意义的交替转换，得以突破非理想人生因素的对立与阻碍，进而在某种超越性的审美意义中形成对于现实困顿的克服。鲁迅、萧红在乡土现实沦落的背景上觅求诗意的存留乃至构建人生的乐园图式;而郁达夫、沈从文则在欲望的压抑与异化、转化与诗化中追求身心的净化和人的自然理想。结构性的语义演进轨迹影响、决定着叙事的进程，昭示了意义成为叙事重心的必然性:叙事虽有着或强或弱的情节性，但如果轻视了意义在叙事生成和阐释中的重要作用，意味的将不仅是叙事衡量尺度的窄化，同时也是情节逻辑对于意义逻辑的遮盖，叙事将失去处于人生层面的那个“最基本的故事”。如果说关于抒情小说的叙事研究并不需要在情节上加以功能范式的建构，那么，在叙事的意蕴层面却有必要正视这一点。虽说上述的意义对立与纠结在具体文本中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但仍可辨识出一条较为清晰的脉络，可以粗略地表述为:A理想性的文学诉求(叙述动力)→B受挫(困境中的受阻)→C满足与失败(实现与否)。其中A作为一种超越性的精神追求是引导小说语义矛盾走向的基本力量，相当于叙事行为的发送者，推动着叙事活动的演进;而B则主要作为对立性的反对者或敌手在发挥作用，阻碍意义诉求的实现和表达，可以是某种现实性因素，也可以是心理上的某种创伤性记忆乃至道德、社会意识形态观念等等;至于C则是叙事的结果，意味着语义矛盾的最终存现状态。这一机制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秩序在发挥作用，使得抒情小说叙事不得不游走在诸多矛盾对立之中，觅求着语义冲突的调适。很大程度上，由此呈现的某些深层对立和融合的意义关系也就具有功能性的叙事学意义。这也部分印证了格雷马斯的叙事观念，“二元对立是产生意义的最基本的结构，也是叙事作品最根本的深层结构”。⑥而“这种潜藏在不同故事背后的共同意义模式便是一定文化环境中叙事的核心要素”。⑦显然，开放性地看待小说“叙事”问题，在叙事的语义背景上，现代小说的抒情转向反映了一种以对立与纠结为表征的叙事转变，结构性的意义逻辑也就浮现为理解、阐释现代抒情小说的重要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