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国外后现代小说翻译策略

作者：温玉霞 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

1.引言

后现代主义作为全球性的文化思潮,倡导怀疑、颠覆、否定、反思、批判、解构等理念,影响到语言、文学、哲学、文化诸领域,冲击了传统的思维方法和思维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这股文化思潮的冲击下,翻译研究突破了传统的语言学和美学模式,向文化研究转向。翻译的功能发生转变,翻译“不再局限于语言层面上的转述功能,而带有了范围更广的文化翻译和理论阐释功能”(王宁2009:168)。翻译研究不再关注传统意义上的语言转换和文本结构分析层面,而更多关注跨文化视野中的文学翻译与接受,即关注翻译文本背后隐藏的各种文化、政治、人类学等意识形态,从广阔的文化层面审视和研究翻译。翻译研究领域扩大,视野拓宽,翻译研究呈多元趋势,也“更富审美成分”(谢天振2007:9)。

可以说,正是翻译研究这种历史性的重大转折,从跨文化角度进行文学文本的翻译研究才成为可能。本文拟从跨文化的视角,以当代翻译理论为依据,就跨文化“混杂—引文”(гибриды-цитаты)表现方式的体裁种类间杂、语言游戏和拼贴等展示出的后现代小说特征,说明俄罗斯后现代小说的翻译实质和翻译目的,研究在小说翻译过程中的翻译行为、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力图将宏观的翻译理论思考和微观的后现代小说的具体翻译操作结合起来,避免翻译研究中理论和实践“两张皮”的现象,拓宽翻译者研究视野,为俄罗斯后现代小说的翻译研究提供一种思路和应对策略。

2.俄罗斯后现代小说与翻译行为

翻译是一种复杂的语言文化信息的传递和再现过程,是译者将一种语言所传递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出来的跨文化交际行为和活动。俄罗斯后现代作家创作出带有“混杂—引文”特征的后现代小说。这是一种跨文化、非线性、开放性、多元化的文本。对俄罗斯后现代小说的翻译就是一种跨语际、跨文化的书写行为。而这种书写要求译者具备一定的文学理论功底、储备有关的文化知识、相应的“语言能力”、较强的审美感受力和“文学能力”,并在正确地识别和理解(解码)的基础上,对原文进行准确地阐释和表达(重新编码)。解码和重新编码是翻译过程的两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识别和理解、阐释和表达都是一种翻译行为。识别和理解既是翻译活动的必经之路,也是译者准确阐释和表达的前提。翻译的目的就是要通过翻译行为进行跨语言、跨文化的信息交流和传播。

“混杂—引文”是俄罗斯独有的现象,被广泛运用在俄罗斯后现代主义作品的创作中(Скоропанова2000)。它以体裁种类间杂、语言游戏、拼贴等跨文化文本的方式表现出来,具有“互文性”特点。“混杂”(hybrid,гибрид)也可译作“混合”或“杂合”。“引文”(quot,цитата)是结构主义发展到早期的后结构主义的结果,由此引出了“互文性”。巴赫金在研究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时,分析作品中存在的混杂的多语现象,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阐释了同一部小说中不同语言方式的共存交互作用,以及使用这种多元语言评价现实的不同方法的共存互动,即“多声部”或“复调”现象,并以文学狂欢化的观点支持对话理论。法国理论批评家克里斯蒂娃受俄国形式主义、巴赫金的对话概念与狂欢化理论的影响,从巴赫金的狂欢化概念中找到了在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间建立一种互文性理论的可能性,由此推导出“互文性”这一概念。克里斯蒂娃认为,作为任何文本的成文性在于同该文本之外的符号系统相关联,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在差异中形成自身的价值。随后,法国理论批评家罗兰•巴特又提出“主体之死”、“作者之死”、“读者之死”的概念。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等理论批评家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受前经典的影响,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文本发生作用,有前文本的痕迹。无论是吸收、肯定还是破坏、否定,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互文性,或文本间性。

“互文性”旨在打破结构主义文本的孤立和封闭性,具有开放、动态、多元、各种文化兼容的特点,这为翻译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它将翻译研究的对象从文本内引向文本外,从跨文化和对话的角度对翻译作品、翻译主体、翻译过程、翻译行为和特征等进行研究。译者主体地位的突出,显现了法国学者埃斯卡皮说的“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埃斯卡皮1987:137)、勒弗菲尔认为的“翻译是一种改写”(王宁2009:173)。译者的翻译行为,即翻译的基本机制中的理解和诠释,以及表现机制中的决策和表达,彰显了翻译学的综合性、科学性和艺术性。受巴赫金对话理论和狂欢化理论、以及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俄罗斯后现代作家将这种“互文性”运用在文学创作中,称其为“引文的文学”,或“混杂—引文”。“混杂—引文”体现了将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中的互文性关系,是一种具有跨文化特点的文本。因此,对俄罗斯后现代小说的翻译实质就是语际间的另一种二度书写行为,是跨文化文本的转换,是一种识别和理解、阐释和表达、交流和传播的行为。识别和理解是阐释和表达的翻译活动的前期准备,也是翻译活动交流和传播的前提,它们都是一种翻译行为。在“原作者—原文—译者(读者)—译文”这条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互动链上,译者具有双重身份,作为一名特殊的读者,译者只有在正确识别、理解和解读原文、与原作者和原文交流和互动的基础上,才能更准确地阐释原文,忠实地传递出原文的信息,准确地表达出原作者的创作主旨。在对俄罗斯后现代小说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首先要对俄罗斯后现代小说的“互文性”关系、跨文化特质、作者的创作意图、以及后现代诗学特征熟悉和了解,为翻译活动的理解作前期准备并进行各种调研,以便获得“一种自上而下的把握,一种阅读前的语境准备”(王东风2009:22)。

俄罗斯后现代作家在小说创作中以“混杂—引文”的跨文化文本建立了特别的文化地带,如尤里•洛特曼(ЮрийЛотман)所说的文化“符号域”(семиосфера),即多个文化符号体系的总和,建立了具有“根块”①特点的跨文化模式。其中韦涅季科特•叶罗费耶夫(ВенедиктЕрофеев)的小说《从莫斯科到彼图什基》(Москва—Петушки)就是一部由文化符号组成的“混杂—引文”文本。小说以游记的形式写成,每个章节的标题都是途径的地名和站名,小说中大量的引文、熟语形成了内涵各种文化编码的文本,构成了后现代的“根块”文本。小说不仅引用《圣经》故事、古希腊神话、俄罗斯民间故事等历史文化典故,还引用了文学作品中的忏悔和游记形式,引用了各个时代的历史文献、教父的警句格言、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政论文、马列经典话语、苏联官方文化中各种政治宣传性文字、口号标语、现实生活话语等,这些引文在语言内层面和文本生产层面有了跨文化的符号,构成了多种文化符号融合在一起的跨文化文本。原作者在征引典故、再现神话原型的同时,解构和化用②了人物,其中既可见到对“亚伯拉罕迁居迦南”、“摩西出埃及”、“约伯记”等的模仿痕迹,又可见《新约》中有关基督耶稣“福音书”的影子。一切模仿痕迹和改写都消融在原作者“讲述”和“显示”的人物、情节的叙事戏仿里。这种“混杂—引文”虽然给译者或读者的理解和阐释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提供了一个展示意义的开放式、流动性文本,但原文本中大量引语和典故的运用增加了译者或读者阅读、识别和理解的难度,特别是破坏性的模仿和改写甚至使“混杂—引文”成为“无法追溯来源的代码”,增大了对原文本互文性隐喻的破译难度。如果译者不了解引文和人物对话的文化背景,就很难理解作者的用意,也难以将原文的内容准确地翻译出来。译者要忠实而准确地将原文叙事的信息挖掘、显示出来,首先要跳出语言和文本结构层面的分析,从文化层面解读原作者创作的意图、戏仿《圣经》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