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现代小说论文
作者：陈桃兰 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一部中国古代教育史基本上是一部女性失声的历史，“女子无才便是德”堂而皇之地成为限制女性受教育并防止她们觉醒与反抗的道德训条，延续了１３００多年的封建科举制度更是无情地剥夺了女子走仕途的权利。随着近代民主启蒙运动的开展和深入，那些深受传统礼教束缚的妇女日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解放妇女成为近现代民主运动的一项重要任务，女子教育也开始备受人们关注。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著书立说，强调妇女觉醒、女子教育对于国民崛起、国家富强的重要意义。小说家们不仅为妇女解放摇旗呐喊，还积极倡导女学，记录了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从无到有，从培养“贤妻良母”到造就“社会人”的发展变革过程。
一 倡办女学，为女子争取教育权利近代对女子教育的倡导与妇女解放的诉求是同时起步、共同发展的，女子教育权利的争取是妇女解放的重要内容之一。自古以来，中国妇女只能遵从“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的道德准则，在以宗法制为基础的男权文化社会中，一直处于从属、附庸的地位，主体意识一直被压制。妇女不仅被完全排斥于学校教育之外，且仅有的家庭教育也只不过是男尊女卑社会定位的不断维护和强化方式。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外国的坚船利炮和中国的积贫积弱，国人开始进行全面的文化反省。晚清走出国门的部分士人和留学生，发现西方女子颇受尊重。王韬１８６７—１８６９年在英、法游历时，发现英国的教育“女子与男子同”，婚姻家庭方面“女贵于男。婚嫁皆有择配，夫妇偕老，无妾媵”。［１］（Ｐ．１０７）１８７６年李圭参加美国世界博览会发现，“泰西风俗，男女并重，女学亦同于男，故妇女颇能建大议，行大事”。［２］（Ｐ．１８０）一些女性如单士厘等外交人员的眷属，在西方男女平等的社会中，其自我意识受到触动。受东西方妇女观念的不断影响，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反省中国传统的妇女地位问题。他们逐渐认识到：妇女不能和男子一样接受教育、从事各类社会活动，是中国贫弱的根源之一。于是，他们开始积极倡导男女平等，批判歧视妇女的封建伦理道德和摧残妇女身心的缠足陋习，倡办女学。随着广大妇女日益受到知识阶层的重视，中国的妇女观念开始逐渐出现了背离传统的倾向，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旧礼教及缠足等陋习受到舆论的质疑与挑战。《女报》《女学报》《女子世界》《中国女报》等以女性为读者的报刊先后问世，它们竭力鼓动女子放足、上学、自立；《大公报》《苏报》《湘报》等也积极倡导女学、敦促妇女解放。小说家也加入了妇女解放的洪流，在各类报刊上积极发表各类小说作品，倡导女子教育，呼唤全社会重视妇女解放和女子教育问题。近代对女子教育问题的认识是与救亡和现代化的目标相一致的。所谓“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焉”，强调女子作为“国民之母”应尽的义务。
因而，关注女子的才学问题及对教育权利的呼唤，成为清末民初妇女题材小说创作的主要目的之一。这些小说在急需重塑国民人格的现实下，大力呼吁普及女子教育。女子在晚清民主启蒙语境中，被提升到了“女国民”、“国民之母”的地位。众多小说喊出了男女教育平权的呼声，塑造了许多理想的女国民形象。如《东欧女豪杰》（岭南羽衣女士）为女子鸣不平：“你看那古今东西历史上，英雄的招牌，都被他们男子汉占尽……开口便道甚么大丈夫，甚么真男儿。难道不是丈夫、不是男儿，就在世界上、人类上分不得一个位置吗？这真算我们最不平的事了。”［３］（Ｐ．３３）小说中的女留学生学识、豪情并具，抱负丝毫不逊于男子。《中国新女豪》（思绮斋藕隐）讲述了曲阜辅圣女学堂的学生黄英娘受教育及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过程。她学习优异，被官派到日本留学，入早稻田高等女学深造。在日本求学期间，黄英娘积极从事社会活动，任留日女学生组织“恢复女权会”的顾问员。回国后，她又任“妇女自治会”会长，为女子积极争取权利。黄英娘认为：恢复女权应从兴女学、尚自治入手。最后，在黄英娘的努力及皇后的帮助下，中国妇女自由择业、婚姻自主，更定新律，废除了以往所有男女不平等之法律。除政治军役两项女子不得干预外，女子取得了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在小说中实现了男女平等的乌托邦。与黄英娘相似的还有《女子权》（思绮斋著）里的贞娘，她甚至为女子争得了参政权。故事发生在假想的１９４０年，小说力主开放女权，盼望中国妇女摆脱男子羁绊而发奋自强，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黄绣球》（颐琐）中的黄绣球则是一位蜕旧变新、积极争取妇女解放的女性。她本来从夫姓黄，丈夫懂得新学、思想开明。她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一日突然猛醒：女人也应像男人一样走出家庭、做更多的事情。
于是她自己放了脚，与儿子一起听丈夫讲世界知识，在家开讲坛，劝说村里的妇女解放自我，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绣球”，决心做一番大事，使地球锦绣一新。黄绣球和丈夫一起办学校，宣传放足，组织义勇队、女军，实现一县自治，在社会上打出一片天下，“替黄种生色”。小说表现了以自由、平等、开智为思路的女性解放思想，女子接受教育则是开智、获得自由、平等权利的前提和基础。小说中塑造的这些新女性不再依附于男性，也不再是卑贱的弱者，而是有着崇高理想和独立自主意识的女中豪杰。她们强调女国民与男国民的平等地位，因而都接受了与男子同样的教育，表现出男性化的气质。她们不仅有聪明的才智和非凡的学识，而且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种种束缚，在社会上成就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些小说表明，晚清时代的女性理想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伴随着妇女解放的脚步，千百年来沉睡已久的自我意识开始苏醒。然而，女子教育从无到有需要经历一个慢慢被人们接受的过程，况且，教育成效也不是一蹴而就、立竿见影的。当小说家在描述这些成功女性的时候，现实生活中的女子教育才刚刚起步，鲜有知识女性作为小说人物的模板。因此他们大多凭借憧憬与想象来描写女子教育或女知识分子形象，且在描写过程中多用夸张手法：这些女性往往突然如醍醐灌顶般顿悟，然后很快就学贯中西，脱胎换骨，救同胞于水火之中。女子教育权利的争取、女学的兴办是一个艰难、漫长的过程，这些具有幻想风格的小说在当时起到了号召、宣传与鼓动的作用。女子教育伴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开始在中国蹒跚起步，并逐渐在教育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