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女性学论文
作者：米莉 单位：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一、引言
19世纪中期西方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开始兴起，传统的政治史、政治理论、社会学乃至整个人文科学领域逐渐出现了一个非常显著的变化，那就是：作为长期以来被忽略、甚至被轻视的一个性别———女性的政治权利、政治地位、在历史上的政治遭遇等等问题，开始成为了学术界和普通人群日益关注的对象，并造就了一个百年不衰的热门话题。在女性主义者看来，从本质上而言，性别体现了一种“权力关系”[1]（P10），是一个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政治、历史、经济和文化范畴。在不仅要研究妇女在世界中所处的地位、更要“改变”[2]（P15）它的这一宏大目标和历史责任感的强烈驱使之下，一百多年以来，女性主义、妇女学和社会性别研究一直处于兴盛不衰的状况。由于这一议题的介入，政治领域的概念被扩大了，不仅国家、王朝、阶级、民族、种族、宗教和意识形态等等内容可以被看作是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性别也逐渐成为了政治学、政治史、乃至整个人文科学领域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并对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界和知识界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受西方女权主义运动与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本土的女性学研究于较晚时期开始出现，并分别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20世纪七八十年代、80年代之后出现了3个研究的高峰[3]，在这其中，受西方早期经验及其研究成果的影响，相当一部分学者坚持认为传统中国的妇女长期处于“卑下”、“被动”、“受戕害”的地位[4]（P1-5），发端于五四时期的“父权压迫模式”成为他们分析这一群体时的主要研究径路和分析范式。然而，这种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建构”[5]（P4）应运而生的分析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西社会所具有的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在概念化、格式化了真实的历史场景的同时，也无助于厘清基本概念，从而推进中国本土女性学的进一步展开。在此，本文将通过分梳中西方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的特征，来发掘出它们各自为中、西两种不同的女性主义提供了什么样的文化资源和特征，并通过对二者的特点进行比较，反思早期西方经验在运用于中国本土研究时的局限，以期促进中国本土女性学与社会性别研究的进一步展开。
二、“二元对立思维”：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下的性别定位
作为西方传统的典型思维，“二元论”（dualism）和“二元对立思维”在西方政治文化中有着深远的影响。例如“理性/感性”、“精神/物质”、“灵魂/肉体”、“公共/私人”、“文化/自然”、“主动/被动”等等。在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之下，每一组对立都被分析出一种等级制，并最终归结为一个基础性的对立结构———男女对立。换而言之，男女对立隐藏在所有的对立之中，而在这一对立的结构之中，男性一方是积极、主动和有力的，而女性一方则永远被看作是消极、被动和无力的代表。同时，这些本质属性对于男女双方来说都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文化限定，已“历经政治与经济改革及革命、学术及技术上的转变都不受影响。”[6]（P16）正是这个特殊的二元性，构成了西方性别关系定位的思想文化基础。
在这种思维模式的影响下，众多西方政治思想家持续建构起来的关于两性关系的观点，“其固有的内在特征就是，通过这个二元对立的一极（女性）来紧密地确认男性，同样通过另一极（男性）来紧密地确认女性。”[1]（P7）而其具体的做法则是“将男性的政治理论严格地认同于理性、秩序、文化和公共生活，而女性则与自然、情感、欲望和私人生活密切相关。”[1]（P9）由此，女性在政治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地位、价值被理所当然地边缘化、低级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下所形成的对于女性的歧视，可以被恰当地称为是“二元论性别歧视观”[7]（P164）。西方政治文化传统这种固有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两性职责与社会地位的截然两分，最终导致了西方文化对于女性的歧视。通过将女性与更不理性、更低级的代表着“自然”的私人领域相连，以及与更高级的代表了“文化”的公共领域的截然分开，女性被长期地排除在政治和公共领域之外，变为男性附属的存在。正是这一点，受到了西方女性主义者的强烈批判和不满。
三、整体性思维：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下的性别定位
自董仲舒之后，传统中国的性别定位在总体上形成了“男尊女卑”、“阳尊阴卑”的两性不平等结构[8]（P97-98），但与西方二元对立思维不同，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同时还表现出了一种“整体性”和“关联性”[7]（P169-170），正是这一点，构成了中国与西方性别格局的不同特征所在。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看来，事物的全体构成一个单一秩序的世界。宇宙或人世的和谐，不在于某个单独的因素独自发挥作用，而取决于各种因素之间的协调、融合并共同发挥作用。体现在具体的政治、伦理秩序设计中，则是尽力去保持各种因素之间的平衡和配合，而不是要一方取得绝对的独占性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体（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只是整个社会和文化网络中的一分子，都应当最终服从于一个统一的家族、社会、政治秩序。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这种整体性特征，在客观上决定了两性之间的关系，将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合作”与“分工”，而非西方政治文化意义上的绝对化的“对立”与“对抗”。
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性思维特征的第一重体现，表现为道家传统的“阴阳观念”。在这一学派看来，“阴”与“阳”并不是截然分离的事物两极，恰恰相反，这二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任何一部分的变化都会影响到另一方的变化，并在持续的运动过程中被另一方所塑造和影响，从而反作用于另一方，最终影响到宇宙的秩序。阴阳关系的存在和维持，必须建立在二者互融互生的基础之上才有意义和实现的可能性。宇宙是这二者间的浑然统一体，整个社会体系的和谐也有赖于这二者间的融会贯通。因此，虽然中国传统也有将女性、男性等同于“阴”、“阳”的做法，并将女性置于较弱的“阴”的位置，但与西方二元对立思维不同的是，建立在“阴阳和谐”观念基础上的两性关系，从最终极的意义上而言是“相互补充、互融互生，而非相互隔离、内外悬绝”。男、女两性不可能被彻底地分离，女性也不可能被完全排除在男性生活的公共领域之外。也正是由于二者间的不可分割与相互混融的特征，才使得传统中国的性别哲理思想不但并非注定了要鼓吹男尊女卑，反倒是注定了会反对“一阳独大”的单一性别结构。[9]在实际的生活中，女性也不可能被限制在与男性彻底隔离的领域之外。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性思维特征的第二重体现，表现在儒家传统对于家族的重视。在富有鲜明的集体主义特征的儒家学派看来，家族的稳定和繁荣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基线”[10]（P73）和“最看重的价值”[11]（P135），是优先于个人成就和价值的文化意义与现实目标，有时甚至还具有一种“宗教上的意义”[12]（P24）。个体（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只是家族网络中的一分子，两性的共同目标都在于维护这一体系的存在和繁衍，对于单独的个人和社会而言，某个性别并无绝对的意义。因此，虽然从整体上而言，“男主外女主内”是两性之间一个普遍性的地位设定和分工限制，但在这样一个关联着的范畴里，两性应当保持一种互相配合、互相补充的关系，而非一方压迫另一方的激烈对抗关系。换而言之，男女两性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更多体现为一种差异之别，而非高低之分。这种宇宙观反映在真实的社会生活中，则具体化为如下一种现实的存在：当家庭内部缺乏一个有能力的男性领导来完成外在的事务时，女性也会被指望主动出来主持局面，并由此获得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外在机缘与合法性。正是这种整体性思维，构筑了一种与西方截然不同的“很有生命力”[13]的性别文化哲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