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人类学论文
作者：连煦 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语言的定义，就像文化的定义一样，有很多种。常见的解释包括:语言是协调人类活动的一个系统，语言是反映世界的客体等［1］(P42－46)。由于语言反映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经验和认知，并被人们当作工具借以完成交流活动或达到某种目的，所以，在把语言当作文化资源和文化实践的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Anthropology)中，语言就是一种行动的方式，人们用语言做事情［1］(P2)。语言还能反映群体和个人的分类方式和思维特征，反映他们的情感和价值观。［2］(P31)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和乔姆斯基(NoamChomsky)都把语言看作一套正式的结构和一套社会文化实践。［3］(P110)一方面，语言作为历史的沉淀，反映社会文化结构，并具备自身的结构，能够指导和影响人们的思维和行动。另一方面，语言在被运用的实践过程中，群体和个人的力量又构成能动性，反过来对语言结构形成冲击，甚至改变语言。事实上，结构与能动并不能截然分开，而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吉登斯(AnthonyGiddens)是结构与能动理论(structureandagencytheory)的核心人物，也是实践理论(theoryofpractice)的创始人之一。①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theoryofstructuration)核心是:人们的行动被社会结构形塑，但它随之又加强或重构这个社会结构。［3］(P117)语言人类学家认为，不管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都不可避免地嵌入社会文化关系的网络。因此，话语(discourse)和文本(text)如何被社会文化结构形塑，以及人们的行动和实践又如何加强和改变社会文化结构，就成为语言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
一、语言与社会
从广义上来看，社会化(socialization)是指一个孩童或社会新成员获取知识、定位和实践、使其能够在特定社会中有效而恰当地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这个社会化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语言的使用来实现的。［4］(P339)人们在社会中赖以生存的文化知识正是通过一些基本的语言符号被传递、沟通、复制或改变的。因此，语言是人类社会和文化的一部分。语言人类学主要从语义上对语言的社会文化功能进行研究。语言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是20世纪初在美国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博厄斯、萨丕尔(EdwardSapir)和沃尔夫(BenjaminLeeWhorf)三代师生为语言人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奠定了最初的理论基础。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hypoth-esis)主要包含两层内容:一层是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relativity)，即任何层次的语言模式都显示出不受约束的变化。［5］(P383)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的语言系统都不同于其它社会的语言系统，并且语言结构的变化是无限多的。一个特定社会的文化只有使用它自己的语言才能得到充分表达。比如，唐诗宋词翻译成英文就只能达意而很难传情。
反过来，英文中的一些表达方式也无法在中文里找到完全对等的结构。因此，每一种语言都是独特的。另一层是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determinism)，即人们对世界的感知需要基于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和语言结构，亦即语言决定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比如，中文里对蓝色的描述有深蓝、浅蓝、蔚蓝、天蓝、湖蓝、海蓝、灰蓝、蓝绿等等，当我们看到天空和海水时，才能用我们的语言知识来感受和辨别天空和海水的颜色。而在其它语言中，也许和中文一样有天蓝和海蓝，但可能不一定有灰蓝，也可能还有中文里不存在的描述蓝色的词汇，所以使用其它语言的人对蓝色的感知和使用中文的人对蓝色的感知很可能是不同的。于是，人们的语言就决定了他们在世界上能够获得什么样的经验。简言之，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主旨就是语言决定思维。语言的不同引起了人们思维和行动上的差异，是语言在行使着社会文化功能。当语言被人们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表达出来，在社会网络中产生意义，它就成为话语。话语被个体用于交流和互动，而互动又是在特定社会语境下、为了某种目的而进行的，所以话语的互动中体现着社会结构。由此看来，话语中既包含着个体的能动，也投射有社会的结构。
二、结构和语言人类学
人类学的结构－功能分析将文化定义为任何社会互动模式的组成要素。反过来说，社会体系的结构存在于制度化的和规范化的文化当中。［6］(P245)离开文化，也就无所谓社会互动模式。更重要的是，文化本身也是制度化的和规范化的。每个社会都因其不同的制度和规范，拥有不同的文化，也才有我们现在看到的文化多样性。毋庸质疑，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语言符码来表达的。既然文化具有多样性，有其自身的结构和特点，反映文化的语言也就具备多样性，并被打上结构的烙印。当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寻找社会深层结构的时候，语言学家也在探究语言的深层结构。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终其一生寻找一种社会通则，试图用社会深层结构(deepstructure)理论去解释所有的社会文化现象。马克思主义者把社会结构看作权力和象征的结合。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也提出了语言的深层结构，这个结构强调人类活动的象征性和人类头脑中内在的规则。［6］(P247)乔姆斯基认为所有人类大脑中都存在着深层结构的看法是对的，但这个深层结构就是社会经验本身。［7］(P13)结构无法脱离世界客体而凭空生成。人们从客观世界中的生存斗争获得知识和经验，使用语言描绘外部世界、表达思想和相互交流，使语言成为行动的一部分，并在反复试验中，确立语言和行动的规则。这些约定俗成的规则逐渐取得合法化地位，最终成为结构，并在特定群体中产生约束力，形塑实践。布迪厄(PierreBourdieu)的“惯习”(habi-tus)概念在结构与能动性研究中也起到重要作用。
惯习是历史的具体呈现，常因内化为第二天性(secondnature)①而被忘却作为历史的存在。惯习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历史延续并活跃至今的见证［1］(P44)。惯习是实践(practices)和表征(repre-sentations)的生成过程。需要注意的是，实践和表征本身也是不能脱离结构的。［3］(P118)惯习体现了大量具有社会文化意义的思想和行动，其结果是再生产或重构惯习。虽然惯习中既有结构又有能动性，但布迪厄的惯习几乎完全排除了行动者的自由意志。由于惯习反映并体现在结构当中，个人的思想和行动又总是倾向于再生产现存的结构，其结果是:在惯习所生产的无限思想、意义和行动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由能动者的自由意志实现。总体来看，布迪厄强调惯习的再生产倾向，再加上惯习的根深蒂固，使它既能应用于熟悉的环境，也能适用于陌生的情况，进而起到强化现状的作用。因此，惯习更多体现出来的是结构，而非能动。下面来看一个结构体现在语言人类学研究中的实例:在英语中，如果女性被描述正在做某件事，或是她感受到了什么，特别是当这件事情或这种感受与男性有关的时候，她在句子中就失去了能动者的效果(thedisappearingagenteffect)。相反，如果女性是他人动作的承受者，则施加动作的主语(而非作为承受者的女性)，就被在句子中突出出来。［3］(P124)这个个案反映的是女性社会文化地位低于男性社会文化地位的结构。在男权至上的社会中，女性被要求服从，女性的意志被弱化，女性的判断和感受被忽略，以至于女性何时能够作为句子的主语出现，也就取决于人们头脑中的意识结构了，而这个意识结构显然受制于当时的社会文化结构。社会关系如何投射在语法范畴中，一直是语言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5］(P387)由于语言是历史的积淀，社会结构就被如实地反映在语言中，并留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