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下的南诏大理国佛教信仰

作者：张海超 徐敏 单位：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对于南诏大理国时期佛教密宗阿吒力教派在云南的传播，相关讨论已经很多，蓝吉富、李玉珉、侯冲、张锡禄、李东红等的研究都不乏真知灼见，但另外不能忽视的是显宗诸家在大理的承传也未曾中断，正是显密两宗的融合使大理佛教信仰显示出独特的面貌。本文借用人类学的理论，对南诏大理国时期的阿吒力教派进行民族志式的解剖，从僧迦制度、寺院建设、民间转向等细节展开讨论，此类“横截面式”的描述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密宗阿吒力教派及显宗各家在大理的传承情况，由此而上，力图对南诏大理国佛教信仰的发展情况形成总体性的认识。

一、佛教显宗的传入与发展

一般认为，大理国时期洱海区域的宗教信仰基本以佛教密宗阿叱力教派为代表，但除崇信密宗之外，很早便从汉地传入的显宗在大理地区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扬。以往的研究对南诏大理密宗的传播情况讨论已多，关于显宗诸家在大理地区的传播情况的专门探索则不多见，至今仍有不少的难题等待解开。云南佛教传入的确切文字记录最早出现在元初李京的《云南志略》中，“开元二年（公元714年），遣其相张建成入朝，玄宗厚礼之，赐浮屠像，云南始有佛书”[1](P127)。此时正是密宗从印度开始外传的时期，两年之后的开元四年始有天竺僧人善无畏携《大日经》和《苏悉地经》来唐，因此，最初由唐传入的应该是密宗之外的其它宗派。所以，如果大理佛法以从唐朝传入为主的说法成立，其便绝不可能只有密宗。作为中国佛教成熟标志的禅宗和其它教派也应该一起进入了大理。有学者认为“显教各派……在云南很难开门立户”，南诏和大理国的禅派“虽然有几代大师的惨淡经营……最后又都淹没在阿吒力的汪洋大海中”[2](P195)。笔者认为，如此轻易抹杀显宗的传播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因为“从1978年在维修大理三塔时发现的塔藏文物来分析，除发现大量密宗的佛像和法器外，也有反映内地华严宗、禅宗等汉传佛教的内容”[3](P245)。此外，凤仪阿吒力世家董氏法藏寺中发现的大理国时期的经卷中大部分都是从内地输入的显宗各派经文的事实也可以证明这一点[4](P11～60)。现藏台北故宫、创作于大理国时期的《张胜温画卷》为禅宗诸祖留足了位置，对西土初祖的迦叶、阿难，到从达摩至慧能的中原六祖，一直到和尚张惟忠、贤者买纯嵯、纯陀、法光和尚等禅宗在云南的传灯图录记载详确；结合祥云水目山大理国《皎渊塔之碑铭并序》的记载，“利贞皇叔”曾有“达摩西来之，祖祖相传，灯灯起焰，自汉暨于南国，幸不失人”的提法，可见禅宗在云南曾经地位显赫。许多学者根据《中峰道行碑》称禅师的云南弟子玄鉴“兴立禅宗”、并被奉为“南诏第一祖”的说法而简单推定南诏大理国时禅宗完全没有传播或者极度微弱是筛除了一些关键性信息后做出的判断。

根据昆明玉案山筇竹寺的历代碑铭，大理国灭后，云南出现了一次禅宗重新传入的潮流，洪镜雄辩、玄坚雪庵等还开启了用?k语讲经的潮流，但既然在南诏大理国时期禅宗已经获得了很大发展，为何元代昆明的佛教界还会认为此时才是禅宗初传呢？这种论述的出现可能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禅宗在云南最初几代的传播都集中在大理崇圣寺和祥云水目山，昆明不是禅宗的流布中心，此地的学者可能不是特别了解其它地方的情况。此外，和中原禅宗呵佛骂祖、参话头、斗机锋等活泼生动的传布方式不同，大理的禅行实践似乎很快就表现出不同的发展方向，比如身居名刹崇圣寺的道悟国师“以定慧为禅家所宗”，玄凝则整日写经“，坐化之日，计其平生手书藏经多至万卷”[5](P20)。在禅学的另一中心———相国高氏掌握下的水目山，禅宗在数传之后也出现了新的气象，《水目寺诸祖缘起碑》记载：皎渊智元“昼则精研经论，夜则达旦跏趺。衣钵之外，分寸无余”，其修法方式颇类早期的苦行禅法；被奉为水目四祖的阿标头陀则是以长于神通的面貌为世人所仰慕：“虽去二百里者，食顷便回”，这些情况和中原禅法的发展不尽相同。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最为贴近的禅宗表现出强烈的门派观念，从画卷看，位列六祖之后是神会的像，大理禅宗似乎接受的是菏泽神会的法嗣。神会和尚为南宗禅的大兴天下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但中原禅宗在以后的传承中却以清原行思和南岳怀让的影响更大，他们二位分别被后世门人推为“七祖”，神会一系的传承则很快走向衰弱。禅宗在慧能的弟子们分别发展成“五家”之后，又以南岳怀让系成为临济正宗，此宗大兴天下成为禅宗主流，几乎垄断了教内的话语权。元代云南僧玄鉴得到中峰的印可，成为临济正宗第二十代传人，当时人称他为云南初祖，似乎是在临济宗内的考虑。而临济的后传弟子有意不承认神会系之前在云南的传播可能是出于门派之见。后来许多学者根据元碑的说法认为南诏大理国只流行密宗、元代才是禅宗第一次在云南扎根是对此教内提法的误解。

华严宗兴盛于唐代，其独特的判教思想和认识论体系影响深远，儒家后起的程朱理学也深受其影响。华严宗在云南的传播至今仍有较多的实物证据。昆明郊区安宁曹溪寺大殿经梁思成先生考证为宋代（大理国）的建筑，而寺内供奉的木雕华严三圣也被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主席的周叔伽先生鉴定为大理国时期的珍贵文物。另一组传世的木雕像是由费孝通等人发现于凤仪北汤天村的文殊与普贤像，这两组古老的木雕佛像反应的内容均与华严信仰相关。此外，在被誉为“南天瑰宝”的剑川石窟中华严三圣的形象也很突出。它们的存在反映了当时华严宗的神学思想在当地社会被普遍接受。华严三圣在常见的显宗佛教造像组合中神秘色彩最为浓郁，三尊中间的佛祖显示法身为毗卢遮那佛，但这些造像毕竟都属显宗，并不是密宗的多头、多臂、面目狰狞的形象。参考现存云南省图书馆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保存的大理国写经中与华严信仰有关的多幅经卷，当时华严宗在大理流传广泛的情况可以基本明晰。

明代之前的云南佛教界有很多大德都有关于华严思想的著述[6](P237～246)，尽管该宗详尽的法系脉络一时仍无法考证，但它在南诏大理国一直流行是毫无疑问的。由此观之，昆明西北筇竹寺古碑《重修玉案山记》中“滇人所奉皆西域密教，初无禅、讲宗也”的说法并不实，应为夸大雄辩等人功绩、并配合元地方政府大兴土木扩充显教寺院而言的。此外，禅宗在中原的兴盛是各山高僧在全国范围内到处参学、不断交流的基础上实现的，保持相对独立的大理国并不具备此条件，当地的佛教徒显然只能走自己的道路。候冲先生曾考证天台、华严诸“教宗在云南可能没有具体分派”[7](P263)，此类哲学基础深厚、思辨色彩强烈的宗派确实可能很快便走上合流的道路，各家在戒律和修行方法方面和密宗保持区别，但显宗内部各宗派已经不再泾渭分明，所有的修行者都被称为“得道者”或“净戒”，而与着重仪式、习瑜伽“密教”的僧侣相对。总之，对佛学理论的接受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可能会各有重点，大理佛学理论承传和修行方式有自己的特点，而与中原地区不见得步调一致，这可能也是给撰写者造成无“禅”、“讲”传承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