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人类学思想转变探索

作者：周蜀蓉 王梅 单位：四川大学博物馆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势力在世界各地的扩张，传教士人类学的出现与发展成为一种全球现象。一批具有科学精神的传教士不仅在基督教传教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也在人类学事业发展领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进入２０世纪以后，面对西方专业人类学的发展，基督教新教一系列传教思想的变化（如“社会福音”兴起等），以及各殖民地国家纷纷开始的现代化事业等各方面的挑战，传统的传教士人类学事业不得不做出因应，在新的环境中寻求自己的生存空间。华西边疆研究学会（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Ｂｏｒｄ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ｃｉｅｔｙ，简称学会）是民国时期华西教区传教士人类学事业的重镇，聚集了一大批各具专长的传教士学者。他们不仅定期组织实地考察、演讲和学术讨论，还将部分考察研究成果汇集成册，发行学会会刊———《华西研究学会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ＷｅｓｔＣｈｉｎａＢｏｒｄｅｒ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２４－１９４６），在国内外传教界、人类学界和汉学界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然而，在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社会，学会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历经了全国非基督教运动、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学会的组织结构、学会宗旨、学术思想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较充分展现了基督教传教士人类学事业与中国社会的互动。笔者在此拟对学会变化作一个时间轴上的考察，侧重其思想意识方面的转移，藉此观察基督教传教士人类学事业在中国之命运①。

一、传教士的探险时代

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早期是一个独立的基督教学术团体，但是它的成立与华西协合大学（简称华西大学）是分不开的。成立于１９１０年的华西协合大学是华西教区五大差会联合开办的教会学校②。作为一所基督教新教的教会大学，西方博雅教育理念是其重要的办学思想，其重要特征就是非常重视研究自然的科学课程。新教的大多数神学家都认为神存在于自然之中，自然法则和神的理性是同一的，对大自然的研究，有利于清楚地认识上帝和人类本身。可以说，近代科学是从基督教内部培育出来的，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③。所以，华西大学聚集了一大批进行教学与科学研究的各国传教士，正是这些人倡导建立起华西边疆研究学会并构成其学会最初的主体。可以说，华西边疆研究是华西协合大学科学研究事业的延伸④。在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公开会议上，当时的华西大学医学院院长、学会第一任会长莫尔思（Ｗ．Ｒ．Ｍｏｒｓｅ）作了长篇演讲。他明确指出学会进行科学研究的动机、目的及与基督教事业的关系。他说成立学会只是单纯的出于对知识的渴望，对未知的好奇，“没有任何其他掩饰的居心”，他们只是“谨慎地希望能为人类共有知识的文库添加一点我们的贡献”。当然，这背后乃是有上帝的指引和基督精神的支撑的⑤。此外，莫尔思在演讲最后特别强调了所谓的“探险精神”。称探险精神是人类的天性之一，而这种精神常常能激发传教士，也是进行人类学研究必须要具备的精神之一。因为探险缘于“人对人的兴趣”，而这正是人类学的重要原则之一。进而指出学会在人类学事业方面的设想，称他们进行探险考察的主要原因就是想要“用人类学的概念来研究这里的人民，并从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他们所在的地区。在世界上现有人类和地域学的基础上添砖加瓦”。莫尔思还强调了成为探险传教士需要具备哪些品质以及探险事业能够给传教士带来的多种精神益处⑥。由此可知，学会成立初期，成员大都以探险传教士自居，而他们的传教士人类学事业正处于探险阶段。这与学会此后的变化是一个很好的对比。彼时华西地区最能体现探险家精神的传教士人类学者，无疑是学会第一位荣誉会员叶长青（Ｊ．Ｈ．Ｅｄｇａｒ）。他的传奇人生经历以及在这一地区长达３０多年的探险活动充分体现了一个传教士人类学者所具备的探险精神。他于１９０１年８月来到华西，１９０２年到嘉定、峨嵋、宁远和打箭炉等地考察⑦，１９０５前往打箭炉传教，直到１９３６年去世。他在康区生活近３０年，长期在汉藏边地进行考察研究与传教活动⑧。甚至可以说，是他帮助学会早期成员完成对华西边地首次探险活动，激发起他们进行人类学研究的兴趣，引领他们组建起学会的。此后，他不仅自己不断在学会杂志上发表其研究成果，还负责指导、协助学会在汉藏边地的多次探险考察研究活动。除了以上学会成员自己对学会主旨的阐释之外，值得关注的还有这一时期传教界思想的变化对学会成立及其工作的影响。１９１０年，爱丁堡世界传教士大会开始“呼吁基督教建立在本土文化的积极方面之上”⑨。要求传教士以新的态度与视角来观察审视他们所在的环境。所以，学会章程明确指出学会的目的是“是研究华西地区的政治、人文、风俗和环境等，尤其是这些因素对少数族群的影响”⑩。而学会的工作是整个基督教事业的重要基础，是传教士的责任。因为“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是我们的任务，是我们神圣的职责。我们现在发现与了解到的将会影响后人”???。

学会如此重视对当地文化的探索研究，除了以上提到的各点之外，还与彼时美国盛行的“抢救人类学”的发展有密切联系???。西方人类学学者将抢救正在现代化洪流中消失的少数族群文化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那些秉持科学精神的传教士人类学者也开始在世界范围内都在努力记录他们认为藏在音乐、诗集、人工艺术品等形式中的传统和民间传说，以求保存那些正在消失的文化的载体。这种人类学者的紧迫感很明显的体现在学会会员身上。葛维汉（Ｄ．Ｃ．Ｇｒａｈａｍ）在写给斯密斯索尼学院（Ｓｍｉｔｈｓｏｎｉ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威特莫尔（Ａ．Ｗｅｔｍｏｒｅ）博士的信中就表示，学会专攻比较宗教学和原始宗教学的科学家们都认为“东方宗教将发生迅速而巨大的变化，因此，尽快地搜集其文物，研究其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并且“越快越好”???。该会会长刘延龄（Ｒ．Ｇ．Ａｇｎｅｗ）也曾急切地呼吁，“我们必须认识到，马上行动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不在环境变化之前对有用的材料进行整体的研究，那么，很多原始状态将会永远的失去”???。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基督教与少数族群之间的关系。因为这将是此后国民政府关注的问题，也关系到学会的存亡。学会章程一开始就明确表示，他们的兴趣在华西地区的非汉族群体。这除了对众多未知族群的好奇心之外，更多的是基督教传教士根据经验对特殊群体的偏爱。因为他们在处于边缘地区少数族群中的工作往往能取得成功，如伯格里（Ｓ．Ｐｏｌｌａｒｄ）对石门坎的苗人，陶然士（Ｔ．Ｔｏｒｒａｎｃｅ）对川西北的羌人，叶长青（Ｊ．Ｈ．Ｅｄｇａｒ）对康区的藏人、羌人，顾富华（Ｒ．Ｌ．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对打箭炉的藏人等。有学者认为传教士在他们中间的工作，可能使这个族群发展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并滋生出反对或者优于汉人的资格意识???。不管这种观点是否适合华西地区，但随着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基督教在少数族群中的工作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学会的探险家人类学者们不得不面对众多的怀疑甚至诋毁。他们开始意识到，要在中华民国的民族政策中求得传教士人类学研究的位置，学会需要一些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