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伦理学论文
作者：卫建国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
在荀子的思想系统中，“积”的思想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荀子所谓“积”，意义很多，涉及外部事物和人的行为的方方面面。其中道德上“积”的思想是荀子论“积”的核心环节，构成荀子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荀子伦理思想的一个鲜明特色。荀子道德上“积”的思想主要关乎人的道德品性、道德行为的积累形成，关乎个体道德人格的成长发展。本文的目的在于对荀子道德上“积”的思想进行初步梳理，并探讨其在伦理学上的相关价值。
一、“化性起伪”:“积”之前提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是荀子人性论的总命题，也是荀子全部伦理思想的哲学前提。围绕“性”、“伪”两个基本范畴，荀子展开了其对人性本体及其人性改造问题的深刻论辩，荀子的礼乐理论、道德教化理论、道德上“积”的思想就是以此为前提的。荀子对于人性、礼义、社会治乱、人性改造的基本假设有两个:“性”是恶的;“伪”(礼义法度)是圣人所为。
1．“性”是恶的。关于人性之恶，《性恶》篇作了九大论证，其他多篇也或集中或零星讨论过这个问题。性恶论典型的论证有:“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荀子•性恶》)“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荀子•性恶》)“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荀子•性恶》)“今当试去君上之势，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若是，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也。”(《荀子•性恶》)综观这里的论述可以看出，荀子是把人天生的生理机能、生理欲望、心理欲望当作人性的基本内容并视之为恶的。这样的“人性”之所以恶，是因为它们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害，即所谓“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礼论》)人的贪欲、权势欲及种种恶劣情欲在历史上的确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害和社会秩序的破坏，这是毫无疑义的;荀子的理论也正确地概括了社会生活的某些事实。但因此而把情欲的作用完全看作是破坏性的，并把人的某些生理机能(耳聪目明等)也视之为恶，是有悖事理、有失偏颇的。不过，为了讨论方便，这里不去深究荀子人性恶理论本身所存在的一些缺失和滥用。
2．“伪”(礼义法度)是圣人所为。人性的本然状态虽然是恶，但人总不能就这样堕落下去。人的生活还要继续，社会秩序还要保持，这就需要有人来收拾残局，对人的恶性进行改造和革新。荀子反复强调，这一任务是由先王或圣人来完成的。荀子说:“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是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荀子•性恶》)荀子还说:“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荀子•性恶》)“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皆出于治、合于善也。”(《荀子•性恶》)荀子又区分“性”、“伪”之别曰:“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荀子•性恶》)“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在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荀子•礼论》)“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起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荀子•性恶》)荀子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伪”的最高表现当然就是这个“礼”，“礼”是圣人所作，是圣人之“伪”。如荀子所说:“礼者，人道之极也。”(《荀子•礼论》)可见“礼”是圣人贡献于世人的最大成果，也是规范社会、改造人性的最高标准。
从这里看，“礼义”、“法度”的基本功能显然是改造人性和保持秩序。改造人性就是“化性而起伪”，就是对人性进行“矫饰”、“扰化”，对人性加以“正之”、“导之”、“临之”、“化之”、“治之”、“禁之”。保持秩序就是使人的行为和社会生活“出于治，合于道”、“出于治，合于善”、“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概言之，荀子在人性改造问题上采取的是逆(“反”与“悖”)的方法，而不是“顺”的方法或“从”的方法。这与孟子形成了鲜明的差异。所谓逆的方法，就是荀子反复论证的“反”与“悖”或“矫饰”、“扰化”的方法。荀子说:“今人饥，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也。”(《荀子•性恶》)他还说:“假之人有弟兄资财而分者，且顺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则兄弟相拂夺矣;且化礼义之文理，若是则让乎国人矣。故顺情性则弟兄争矣，化礼义则让乎国人矣。”(《荀子•性恶》)在荀子看来，礼义文理、忠信辞让、孝子之道、兄弟情谊，都是“反”乎人性、“悖”于人情的，都是“伪”的要求。而只有按“伪”的要求去做，才能达到“出于治，合于道”的目的。相反，“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只能导致相互争夺，天下大乱。荀子既然假定人性是恶的，那么他改造人性的方法只能是“逆”的方法，而不能是孟子所采用的“顺”的方法。这是他的理论的必然逻辑。孟子假定人性是善的，人天生有“不忍人之心”，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等“四心”，“四心”中又包含着仁义礼智“四端”。“四端”之道德萌芽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如果人能够“存养”、“扩充”这些善心、善端，就能成为圣人，否则只能堕落为小人或禽兽。因此，孟子理论的必然逻辑只能是“顺”的方法而不能是“逆”的方法。毫无疑问，人性改造和道德积累的内容只能是“伪”而不能是“性”，如果没有“伪”，“积”就失去了依据和意义。要道德积累，必先改造人性。在这个意义上，“化性起伪”是道德积累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