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伦理学探讨论述

作者：姜彩杰 蔡麒麟 单位：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新闻伦理，是伦理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投射和反映，是指从事采访、编辑、出版、播出、经营、管理等新闻信息传播活动的人们在长期的职业实践中形成的调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概言之，它是新闻媒体及其工作者出于自律而制定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规范。随着2010年“公民新闻”的全面发展，以及以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时代的到来，2010年对网络媒体新闻的伦理研究在伦理研究领域占了很大一部分。同时，相对于2009年和2010年，学界对于突发性公共事件和灾难报道中的新闻伦理问题仍旧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关注。

一、新闻伦理原理层面

2010年专门针对新闻伦理原理层面的研究相对较少，涉及这一领域的文章主要针对新闻传播与伦理问题的契合点、新闻摄影的伦理道德观等方面。有研究者从新闻媒介及从业者在新闻传播活动中遭遇的各种复杂的价值关系的角度来分析新闻价值、职业价值、新闻伦理道德与社会伦理道德这四重价值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指出正是这四种价值相互之间补充、融合的过程，才促使了新闻伦理道德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但也是由于这四种价值相互之间的冲突和对立，才引发了新闻伦理道德失范。①也有研究者从新闻摄影的伦理道德观方面来界定新闻伦理的定义和行为准则，就尊重拍摄对象与坚守新闻专业主义，研究者引用了“亲密圈”和“无知之幕”这两个概念，以此对新闻摄影的伦理道德观进行界定。②有研究者从新闻传播与伦理的定义着手，指出这两者互相交叉，从社会文明和精神文化的进化与发展的角度阐释新闻伦理问题研究的必要性。③

还有学者从中西方新闻图片伦理问题研究比较的角度，对当前的一些新闻图片的伦理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比较和分析当前我国与西方国家相比新闻图片伦理问题研究的不足之处。④也有研究者试图从社会学（历史、政治、文化）、道德哲学以及哲学性质的伦理学三个方面阐释其对新闻伦理学的理解，指出新闻传播理论和专业伦理理论本身所不能解决的，往往就是社会痼疾的病灶所在，但好在随着新闻从业者主体意志的苏醒，一种健康的媒体伦理已经破土。⑤有研究者通过对新闻伦理、新闻职业道德、新闻专业主义三者之间关系及其定义的重新分析与界定，指出新闻伦理和新闻专业主义只是一种对理想的不同表述而已，目的都是为了新闻事业能发挥最大的社会功用，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同时也指出，媒介行为失范归根到底是违反了新闻伦理、新闻职业道德和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⑥

随着对新闻伦理学研究的逐步深入，2010年单纯对新闻伦理学定义、原理、特点等方面进行论述的文章已经不多，就像有的研究者说过的那样，“新闻伦理学的研究阶段似乎已经进入到现象性、规范性等更为具体的应用层面。”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对忽略对这一方面的研究。作为新闻伦理学的理论基石，只有在原理等基础性理论方面的不断完善与进步，才能促使实践工作更加顺畅地进行。

二、新闻伦理的失范原因及对策

2010年，有不少学者就新闻伦理的失范、媒体新闻职业道德的缺失等现象进行了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分析和阐释，同时也就制定和完善新闻伦理与职业道德规范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和方法。有研究者分析并反思了近几年传媒界出现的一些“乱”象，并总结出传媒在开展传播活动时必须遵循的几个伦理原则：真实、仁爱、正义、适度、自由。⑦有研究者从新闻工作者本身出发，针对记者伦理道德失范事件的发生进行反思，通过研究记者自身情感、认知层面以及意志层面对其职业道德的影响和塑造，指出记者的良心是记者自身内部的道德评价，而唤起记者的良心是实现新闻自律的必由之路。⑧另外有研究者通过分析社会新闻的特性，指出社会新闻要写得好看、耐看、可看，就必须摒弃那些血腥夸张的现场描述、摒弃浮夸的文字风格和炒作式的细节渲染。⑨

有研究者从网络传播自身的内部根源和外部因素两个角度，对网络传播视域下的伦理失范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失范的原因主要包括：网络技术的特殊性，如网络的无中心离散性、网络的开放性等；网络传播的特殊性，如信息消费时空上的隔离性、信息消费方式的匿名性、网络“把关人”的缺位等等。⑩有研究者针对近几年流行于网络的网络恶搞现象展开分析，指出网络恶搞带来的传播伦理危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原有的传播者应当遵循的法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二是道德判断所需要的舆论缺失。究其原因，研究者从网络传播的虚拟性、隐蔽性、随意性、快速性，传播群体的心理因素，以及以网络世界的道德自主性、多元性与开放性为基础构建的道德价值体系对恶搞行为的推波助澜作用等等。⑾

有研究者针对当前盛行网络的“标题党”新闻，通过分析其现状和特点，指出其危害及产生的原因。研究者主要从问题分离的网络特性；功利、浮躁的记者编辑；扭曲的民族自豪感等方面剖析了“标题党”新闻产生的原因。⑿也有研究者针对“标题党”新闻现象，通过分析标题的修辞及其道德属性，指出新闻的修辞与伦理问题，归根结底就是新闻语言与伦理问题，尤其是在现代大众传媒主导着社会话语的时代，我们更应该注重处理好新闻修辞与社会伦理的关系，并依据这种分析进行了新闻标题修辞与伦理的构建。⒀有研究者针对网民“曝新闻”这一新现象，对传统媒体使用网民信源的伦理选择这一问题进行阐释。研究者认为，传统媒体在网络新媒介事件中应该扮演修补者的角色，即传统媒体应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弥补网民信源不足，在新媒介事件传播中起到对网民信源提供事实和信息的修补功能。同时指出，传统媒体应将“核实”作为其网络信源使用的基本原则。⒁还有研究者从当前互联网文化和权力寻租的现实环境，分析其对异化记者的人脉思维、制约媒体公信力的提升、独立性的坚守和公共性的捍卫所产生的影响。

研究者从虚拟式交往、圈子式经营、功利式选择、制度式寻租、自恋式传播等方面深入分析了当前的现实环境对记者的人脉思维的异化以及对媒介伦理的冲击。⒂也有研究者针对2009年11月新出现的“动新闻”这一种全新的报道形态进行新闻伦理方面的研究，指出由于把关人的缺失、制作人员专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缺失、新闻报道违背真实性等种种原因，“动新闻”对当前媒介的新闻伦理观念起着消解作用，最终甚至可能会导致整个媒介组织运作陷于瘫痪。然而，尽管“动新闻”存在种种弊端，仍然掩盖不住其在新媒体环境下焕发的光芒。基于对我国媒体可持续性发展的角度考虑，研究者分别从社会角度、媒体角度、“动新闻”的制作过程以及公众角度四个方面阐释了如何有效遏制“动新闻”的负面影响，发挥其积极作用以优化传播效果。⒃还有研究者尝试从科技与伦理之间的冲突这一角度切入，通过分析“人肉搜索”特定的历史条件、突出的特征和表现，认为其可以成为科技与伦理之间缓和矛盾、消除冲突的有力途径，并认为以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人肉搜索加速了新闻伦理在网络环境下的建构。⒄新媒体时代，新闻伦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刘海明从新媒体受众的角色、角色的德与个人的欲求、角色的德与道德恶等方面阐释了新媒体灾难报道角色的伦理问题，并指出新媒体在未来的发展中还将遇到更多的伦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