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伦理学论文
作者：郑娟 邢孟军 单位：宁波工程学院 宁波市社会科学院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发表一系列重要谈话，这些谈话被称作“南方谈话”，它深刻回答了长期以来束缚着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其主要精神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又得到进一步阐释，从而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又一个新的阶段。在“南方谈话”已经过去整整二十年的今天，认真温习其主要内容，从政治伦理学的角度深刻领会其价值内涵，对于开启新一轮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政治伦理价值内涵
政治伦理一方面研究宪法、政体的伦理特征，另一方面探求政治论争的道德内涵。随着应用伦理学的兴起，有关社会财富公正分配的问题也已成为政治伦理学的一个核心内容。“南方谈话”的内涵非常丰富，其中就蕴含着邓小平对社会财富公正分配问题，诸如价值目标、实现方式、制度保障等方面的丰富解读。
（一）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价值实现目标早在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管仲就曾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尽快满足人民群众对迅速发展经济、尽快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愿望，才能真正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他在“南方谈话”中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时，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作为手段，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目的，明确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动摇的原则”，“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不仅强调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强调人民创造的财富属于人民，应该为人民共享，要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价值实现目标。实现共同富裕并不是不顾社会发展阶段而倡导同步富裕，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在“南方谈话”中重点强调，共同富裕是一个渐进的、需要逐步实现的发展过程。他指出：“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还明确提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时间节点和实践举措，到二十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邓小平还把共同富裕提高到政治高度，他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自身固有的道德价值，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最根本的价值目标。“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富”的本质及其道德上的合理性予以科学论证和辩护，他认为，“富”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善，只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因此继续存在下去。共同富裕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同样也是一个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是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始终追求和长期奋斗的价值实现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懈的价值追求。
（二）以“三个有利于”为实现价值目标的判断标准价值判断标准是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用鲜明的语言概括了“三个有利于”的价值判断标准，他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的这个论述具有重要的思想解放意义，彻底突破了原有的姓“资”姓“社”价值标准论，进而成为判断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价值标准。这三个标准互为前提，互为媒介，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比较完整的价值判断标准。[4]“三个有利于”揭示了对党的执政能力的的评价，归根结底必须以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来源于人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锋队。因此，党的道德基础和道德目标也必须以人民为主体，否则就会导致党的异化。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当然也应当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享受者。“三个有利于”标准中，人民利益标准是最高的价值标准，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增长，国力增强，都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上，体现为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价值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是价值创造主体，当然也是价值评价主体。社会主义及其执政党的政策好与不好，是要由人民群众来评价的。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只有从“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出发，我们才可能对是非善恶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而不至于陷入道德相对主义和毫无头绪的争论之中。
（三）以发展经济为实现价值目标的物质保障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中国人民在政治上实现了翻身做主，其根本利益由推翻剥削压迫，转变为实现国强民富。但由于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度走入误区，“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几乎成了社会发展的单一向度，严重阻碍了社会发展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果断提出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强调“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南方谈话”充分表明了邓小平对经济工作的高度重视，他明确指出，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邓小平走出单凭道德力量调动人民积极性的认识误区，强调要引入利益驱动机制和市场竞争机制。他指出，我国多年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已经证明，高度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严重压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其结果是共同贫穷。而打破平均主义，最好的办法是以市场机制代替高度集中的计划机制，通过市场办法来解决。邓小平大胆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市场经济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人民利益快速发展的有效途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承认人们具有追求物质利益的动机，通过公平竞争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邓小平把目标、政策、手段、措施合而为一，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问题，在执政方式的选择方面有着不可辩驳的有效性，使执政为民理念更现实、更直接、更有效。邓小平尽管高度重视发展经济，但并没有陷入经济主义的泥淖。邓小平毕竟是个伟大的政治家，在他心目中，发展经济的目的还在于发展社会主义，走共同富裕之路，“南方谈话”的核心仍然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邓小平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调要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使人民过上富裕生活，充分享受改革发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