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生态消费论文
作者:刘艳萍 单位:包头师范学院政治与法律学院
当前环境危机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难题,为此各国都将改变消费和生产格局及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作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根本要求。不可否认,造成生态危机和资源破坏的直接原因更多地表现为人口的膨胀、科技的进步、生产的发展及与之相关的政府低效或无效的管理,但是,受消费欲望驱使的不当消费行为,却是更长久、更本质造成资源危机和环境恶化的深层原因。作为即将迈向现代化的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的匮乏已不允许我们采用大量耗用资源的消费模式,因此提升公民的生态消费意识、鼓励公民生态消费参与成为保持我国经济与社会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我国公民生态消费参与意识的觉醒和成长
“消费问题是环境危机问题的核心,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正在产生着对于环境的压力并威胁着地球支持的生命的能力。从本质上说,这种影响是通过人们使用或消耗能源和原材料所产生的。”[1](p13)我国目前的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民缺乏环境价值观念和生态整体意识而导致的,如何树立和宣传环境伦理道德观和价值观、增强全社会的生态消费意识、扩大公民的生态消费参与显得尤为重要。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消费是建立在人类、自然与社会和谐统一的基础上,它要求人类的消费要建立在符合物质生产与生态和谐的发展水平上,在对生态环境给予保护、爱戴与贡献的前提下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一种理性的消费理念。生态消费参与意识是人们对生态消费参与活动意义的自觉认识、思想倾向和基本态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消费就成为我国学者和专家探讨的热点问题,我国公民对于生态消费、绿色消费等概念都有或多或少的认识和理解,并在日常生活中有所实践。如在生活消费时崇向自然、追求健康,选择未被污染或有助于健康的绿色食品;在消费过程中注意对垃圾的分类处置,不造成对环境的破坏;在追求舒适生活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节约资源,低碳生活方式成为人们追求的时尚潮流;在生产消费时强调循环经济、清洁生产,实现可持续消费等都是我国公民生态消费参与意识觉醒的真实写照。应当说,在我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公民文化素质、道德修养、价值观念、法律意识的提升及城市文明的熏陶,不知不觉地实现了自身素质和精神风貌的现代化,其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均发生了明显变化。此外我国政府明确要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保持良好的生态系统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内容之一。近几年来,政府加大了对民生的投入力度,推动了生态消费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公民生态消费意识的滋生和培育,公民生态消费参与素质明显地得到了提高。当然也应当清醒地看到。虽然公民的生态消费参与正在经历由自发走向自觉的嬗变,其生态消费参与的主体性日益凸显,但公民的生态消费意识还不够强烈,远没有形成一股潮流。如我国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消费问题,主要表现在消费浪费严重,过度包装、一次性消费品随处可见,炫耀性消费和攀比性消费普遍存在。此外,目前我国清洁生产的鼓励政策以及相关的环境法规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公民生态消费参与还处在外围阶段。
二、当前我国公民生态消费参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公民生态消费参与既包括个人生态消费参与,也包括对社会消费的监督与管理。每一个公民都是消费者,消费者的积极参与是实现可持续消费的必要条件。因此只有每一个公民都充分认识到生态消费的重要性,参与到生态消费中,身体力行地减少个人的过度消费,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消费。此外,如果能崛起一个庞大的绿色消费者群体,就会形成强大的舆论影响力,迫使更多的企业实行清洁生产,也会促使政府下更大的决心解决清洁生产问题。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讲,消费者代表着经济的需求端,他们是决定经济和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当家人。从目前来看,我国公民生态消费参与意识不断觉醒和成长,但由于参与主体的不成熟、参与深度的不足以及参与机制的不健全使得当前公民生态消费参与中存在一些问题。
1.生态消费参与主体尚未成熟,自发意识多,自觉意识少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每个公民都是消费者,消费者角色的普遍性决定了任何一个公民都是当今社会生活中爱护自然、尊重自然的义务主体。生态消费参与主体由于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居住环境等不同分为若干层次,社会分层和价值观念的冲突导致参与者对生态消费的目标和意义认知程度不同,在生态消费参与中就会有不同的表现。生态消费参与是一项自主性很强的活动,它对行为者的综合素质往往要求较高。据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人对各国的调查统计表明:教育层级与参与程度成正比。[2]即掌握和内化知识越多的人,其文化选择的目标越明确,其参与意识较强。当前尽管我国公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有所提高,但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生态消费参与的态度和动机明显不同。从参与态度看,无意识参与和被动参与多,自觉参与和主动参与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基本达到了小康水平,随之消费观念也由节俭型向享受型转变。受到西方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一些人追求奢侈消费,以彰显身份和地位。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追求的不是高档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其符号价值,成为一种“符号消费”。“这种消费实则是要向社会观众传达某种社会优越感,以挑战他们的羡慕、尊敬和嫉妒。”[3](P200)由于缺少生态消费参与的理性认识,他们尚未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参与此活动的意义,由此引发了生态悖论现象的出现。还有相当数量的公民在生态消费参与中不是出自公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而只是单纯为了接受宣传鼓动、组织号召进行参与,缺乏生态消费参与的自觉意识。从参与动机看,个人利益取向多,社会利益取向少。不可否认,部分公民生态消费参与的动机已从纯粹的关心自己的利益上升到对全社会生态环境保护关注的高度,但与之相对应的是也有一大部分公民参与生态消费活动更多考虑自身的健康和安全,停留在“自我保护型”的初级水平,不是从承担社会责任角度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由此可见,现阶段我国公民的生态消费参与从总体上看还处于自发状态,动员性参与仍然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自主性参与仍然是处于次要地位。公民生态消费参与意识的薄弱,自主性参与不足意味着生态消费参与主体尚处在不成熟阶段,其导致的后果是公民生态消费参与行为理性相对不足。如何构建生态消费价值观,使公民的生态消费参与由自发走向自觉不能不引起社会和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