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农业教学日本影响

本文作者：袁野 单位：沈阳农业大学社会科学部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1895年，当庞大的中华帝国在甲午战争中败给日本后，形势发生逆转，千百年来一直以中国为师的日本反为中国所师。此后，日本对清末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诸多方面均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模仿日本的中国农业教育学制体系

甲午战争失败后，清廷鉴于日本以采用西政西学而强，便多次派员赴日考察教育。1898年张之洞派出以姚锡光为团长的第一个赴日教育考察团。该考察团归国后，姚锡光发表了见闻录《东瀛学校举概》。该书详细介绍了日本的各类学校，既包括日本的官立、公立、私立学校，又包括日本的普通学校（小、中、师范学校），各专门学校（高等、大学、学院、技术学校），以及其他各类学校（商业、盲哑、华族女学院）等。《东瀛学校举概》被日本学者实藤惠秀称为“：在中国介绍日本学校的嚆失。”[1]1901年，罗振玉等7位教育家受张之洞和刘坤一派遣赴日，罗振玉则将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刊载于中国第一份教育期刊《教育世界》上，向读者传播日本的教育制度。作为成员之一的陈毅是张之洞教育改革的重要幕僚，他回国后不久便发表至少3种日本教育方面的译著①，并且直接参与了学制的起草工作。收效最大的考察团当属1902年赴日考察的吴汝纶代表团。吴汝纶将其在日本的见闻，包括在文部省讲演摘要、学校图表、学科课程表等全部收录形成著名的《东游丛录》。而《东游丛录》此后又成为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的模版。以上这些考察均为清末教育改革准备了充分的资料。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几乎全盘模仿日本学制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出台。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由政府正式颁布且在全国普遍实行的学制。其与日本学制极其相似，这一点已为许多学者认同。如历史学家沃尔夫冈•弗兰克指出：“《奏定学堂章程》容量极大，包括从京师大学堂到幼稚园各类学校的章程、考试、教师、教科书等，大都是模仿日本模式的。”[2]日本学者阿部洋也认为“：《奏定学堂章程》表述了学校系统基本的和最重要的特性，是完全仿照当时日本系统的。”[3]

同样可以在具体的农业教育学制体系中对上述论点进一步证明。将“癸卯学制”与同一时期的日本农业教育学制体系相比较，发现二者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从横向来看，两个学制都是普通和实业（其中包括农科）两个系统，除职业与实业系统的名词与内涵有细微的差别之外，其他均相同。从纵向来看，两个学制系统在学程上基本相近，除中国的学程比日本略长外，基本上差别不大。此外，二者在农业学堂的具体分级上也基本一致，只是名称略有不同而已。如，“癸卯学制”将农业学堂分为初等农业学堂、中等农业学堂、高等农业学堂和农科大学四级；而1900年日本农业学制同样也将农业学校分为乙种农业学校、农业实业学校、甲种农业学校、农业专业学校四级。还有最明显的相似之处，就是两个学制系统均设有“大学预科”。这是英、美等国家学制中所不具备的，也可以说这是“拷贝”日本农业教育的最有力见证。除宏观上二者有相似之处外，在办学的具体细节上（课程设置、规章制度、办学宗旨等）同样有一致之处。如，由清廷学部举办的唯一一所农科大学———京师大学堂农科，自1910年开始招生，先设农学一门，以日文教授，聘请藤田、桔义、小野等人为教员。该校从学制、科门、课程、教材、标本、仪器等，基本都是照搬日本。由此可见，清末农业教育学制基本上承袭了日本19世纪末的农业教育学制。尽管这一学制存在诸多不符合中国农业教育实际之处，但其颁行确立了中国现代农业教育学制的基本模式和框架，是我国现代农业教育学制的奠基石。

二、大量日本教习直接参与清末农业教育工作

新学制颁布后，各级新式农业学堂纷纷建立。而此类新式农业学堂面临的首要严峻问题便是师资的匮乏。1904年1月颁行的《奏定实业学堂通则》中称：包括农业在内的实业学堂，“中国现尚无此等合格教员，必须聘用外国教师讲授，方有实际”[6]。张之洞也指出解决此问题的最佳途径为———“博延外洋名师”。那么，聘请何国教习任教最为妥当呢？“查各国农学，首推美国，日本近亦讲求，拟请远聘美国农师一二人，来华教习或酌聘日本人分任其事。”[7]故此，各农业学堂最初聘请的教习，以欧美为主，自1904年后，大量日本教习来华，在各级农业学堂的外籍教师中占绝对多数。这一时期清政府大量聘请日本教习主要原因有四：近代日本先于中国引进西方先进农学，在农业教育方面颇有成绩；可减少到日本留学人数，既可节省开支，又可减少新思潮在国内的传播；可使新的近代文化的输入、吸收完全置于清政府控制之下；从近邻日本聘请教师比从欧美聘请费用较低。关于最后一点原因以及其他文化因素，受聘于湖北农务学堂的格罗•D•贝利尔在1899年的一封信中说到，“‘日本人愿意拿我们1/3的工资，而且他们和总督（张之洞）很热络。’他不懂得迎合中国人的要求和需要，他不懂中国语文，而且据说为人太呆板，老是顶撞中国雇主，在3年合同期满前，1900年便被解雇”[8]。而取代他的正是日本的农业专家美代清彦。基于上述原因，清末开办的农业学堂专业课教师多从日本聘请，日本教习在各农业学堂分布如表1所示。最初的专业课教师都是日本人，直隶高等农业学堂在最初时期就曾一次聘请日本教师多达10余人。各农业学堂所聘日本教习多能够出于基本的职业道德，在工作中尽心尽力，教学效果比较突出。

如，曾担任江苏两级师范学堂总教习、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教习的藤田丰八，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藤田丰八（1869～1929），字剑锋。1895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文科。1897年接受罗振玉邀请来到中国上海，受聘为上海农学会农学报馆专职日文翻译。据统计，《农学报》直至第162期译自日文的文章约有420余篇为他所译。1898年藤田丰八又被聘为“东文学社”日文总教习，负责培养日语人才。国学大师王国维此时就曾受教于藤田丰八学习日文。1908年藤田又受聘于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教习。“藤田丰八不仅学识丰富，而且工作认真负责，很受好评，在社会上和政府农业部门中产生了良好的示范作用，于是清末我国的农学团体、农业院校和试验机构乃纷纷聘请日本学者和技师到中国进行农业教学。”[9]对于藤田的工作，其好友罗振玉就曾发出“藤公热心……其厚谊尤非今人所及也”[10]的感叹。又如，就职于湖北农务学堂的美代清彦，他和其他4位日本农业专家在武昌工作到1908年，“对湖北省的农业教育和农业实验工作有着重大的贡献”[11]。此外，聘日本人轰木长、前岛次郎和西原德太郎为教习的浙江蚕学馆，成效也十分显著。该馆“尤注意考研蚕病，考精究制种之术，每年所制之种，以贱植售之民间，饲之辄得丰获，视民间普通所制种或丰收至倍焉……馆中所制种除售之本省之外，若江苏、安徽、江西、福建，亦争购求，恒苦不给焉”[12]，浙江蚕学馆在1900年就培养出了第一批农学人才，共有16人获得了毕业文凭。总之，从整体上来看，日本教习在清末农业教育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清政府学习新式农业教育的重要途径。大量来华的日本教习，对促进中国培养新式农业专门人才，推动中国农业教育、农业近代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