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南非英语文学的前景

作者：张毅 单位：集美大学外国语学院

１９９４年，南非历史上举行了第一次多种族的民主选举，非国大获得空前胜利，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曼德拉被选为第一位黑人总统。随着新政府的上台，臭名昭彰的种族隔离制度即被宣布废止。从此，南非各民族人民在政治和法律上取得了平等的地位。但是，自南非历史上举行第一次多种族的民主选举以来，经过近２０年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新南非，其真实地社会生活并不像南非在举办世界杯足球赛时，呈现在世人面前那样的炫目辉煌。种族隔离制度的余孽仍在作祟，人格的扭曲、人心的不安还弥散在躁动的城市乡村。而掀开华丽的外表，探查深层的社会矛盾，揭示人性美丑的正是南非富有反抗传统的英语文学。

在种族隔离时期，南非一直处于种族矛盾十分尖锐的争斗中。许多有识之士清楚地看到，白人在施加给别人痛苦的时候，自身也成为受害者。南非只有实行社会和解，民族平等，人民才会真正地安居乐业。面对当时的反动政权，英语作家“只能是革命的姿态”［１］。他们对非洲的民族解放和民族平等不遗余力，或几番入狱仍矢志不渝，或被迫流放也初衷不改，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均以斗士的姿态活跃于文坛、政坛。在南非走向民主之后，“作家就处于创作上的两难境地：如果你不提及种族隔离，人们会说你忘记了历史；然而如果你涉及种族隔离太深，人们又会说你沉湎过去，看不到未来，过分消极”［２］。然而，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以及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精神，使他们不走“迎合”之路。他们以健笔为投枪，直指南非政权体制的种种弊端；以遒文为照镜，揭开了现实社会一幕幕龌龊的场景，也成就了新南非英语文学斐声世界文坛的一朵朵“恶之花”。

一、以种族隔离为主题

后种族隔离时期的英语文学，并没有像人们预计的那样，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废止而立即焕发出勃勃生机。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长达近半个世纪，它所造成的社会动荡、种族裂痕、心理创伤在新南非仍如顽疾，令人挥之不去。历史的沉闷之音仍敲击着这块土地上不同肤色的人们。再次把人们带回历史的是马克•贝尔（ＭａｒｋＢｅｈｒ，１９６３—）的《苹果的滋味》（ＴｈｅＳｍｅｌｌｏｆＡｐ－ｐｌｅｓ，１９９５）。小说以一个白人小孩马纳斯（Ｍａｎｕｓ）的视角，透视出白人家庭幸福美满表象下的腐朽。马纳斯的父亲在家是个慈父，在外却是督察各地镇压暴乱的将军。让马纳斯更想不到的是父亲经常玩弄自己的伙伴，而母亲竟与智利将军有染。马纳斯的婶婶和姐姐都反对种族隔离政策，准备远走他乡。黑人女佣的儿子被白人烧成重伤，几近残废。表面的幸福家庭里其实矛盾重重，十岁的马纳斯只得默默忍受，但他幼小的心灵已遭侵染。小说以苹果为书名形象地比喻了马纳斯的家庭和南非社会：苹果所散发的芳香，是已腐臭的征兆。

种族隔离制度对人心理的重创不但涉及黑人，而且也包含了白人。这种心理的伤痕一直延伸到后种族隔离时期。诺贝尔奖得主库切（Ｊ．Ｍ．Ｃｏｅｔｚｅｅ）不仅“描绘出了一个推行种族隔离政策的绝望的国度”，而且还在《耻》（Ｄｉｓｇｒａｃｅ，１９９９）中把那种创伤、无奈和绝望演绎得淋漓尽致。白人势力余威犹存，黑人崛起已不可阻挡。大学副教授卢里（Ｌｕｒｉｅ）看不清现实，进退失据，结果弄得伤痕累累。他的女儿露茜（Ｌｕｃｙ）惨遭三个黑人的强暴，虽极力想与现实妥协，但“像狗一样活着”的态度也道出了白人的无助与创痛。而那三个施暴者，其迸发的仇恨和快意正是历史积淀最深的种族鸿沟。这种由历史带来的“耻”刺痛着每一个人，这又需要多久的时日才能抚平！正因为有那么多的隔阂与伤痛，南非新政府推动了对隔离时期真相的调查，以期通过对受害者的赔偿来达到种族间的大和解。“真相与和解委员会”（ＴＲＣ）的一场场听证，两万一千名证人的陈述，再次把人们的焦点拉回到那血雨腥风的年代。围绕着真相与和解，南非英语作家的创作激情再次被点燃。

安特睫•克罗格（ＡｎｔｊｉｅＫｒｏｇ，１９５２—）以记者的身份参与了听证会。她将典型案例和证词穿插起来，写出了她的第一部纪实小说《颅骨国家》（ＣｏｕｎｔｒｙｏｆＭｙＳｋｕｌｌ，１９９８）。许多鲜为人知的过去得以昭示，但施暴者与受害者迥异的证词正说明了南非民族矛盾的尖锐性和复杂性，也预示着民族和解不可能一蹴而就。图图大主教曾对该书有高度的评价，称“南非以特有的方式来处理种族隔离制废除后的问题。对于那些深表关心的人，《颅骨国家》是一本必读书籍”。阿马特•丹戈尔ＡｃｈｍａｔＤａｎｇｏｒ（１９４８—）则以一个黑人家庭的遭遇再现了种族主义的余孽。他的《苦果》（ＢｉｔｔｅｒＦｒｕｉｔ，２００１）揭开了一桩在南非司空见惯的案子。二十年前，黑人民运领袖西拉斯（Ｓｉｌａｓ）遭盘问毒打时，妻子被白人警察强奸。种族隔离制废除后，西拉斯与那警察不期而遇。是否出庭指证使西拉斯的家庭陷入空前的危机。最终，西拉斯的妻子离家出走，“儿子”在得知自己的真正父亲是个白人后，枪杀了警察，逃亡印度。作者由一个家庭的分崩离析深刻揭露了种族矛盾水火难容，新政府所要寻求的和解是多么难以达成。

对历史真相的调查以及对和解的追寻在南非的戏剧中也得以表现。民运斗士杜马•库马罗（ＤｕｍａＫｕｍａｌｏ，１９５８—２００６）的《我要讲的故事》（ＴｈｅＳｔｏ－ｒｙＩＡｍａｂｏｕｔｔｏＴｅｌｌ，１９９７）就以听证会上的三个幸存者为主角，让他们在舞台上现身说法，将自己家庭的不幸公诸于世人。表演结束后，三位幸存者还接受观众的提问。现场互动所激发出的深究与辩论让真相越辩越明。该剧先后在南非、欧美上演，历时五年，观众无数，深得评论界好评。而另一剧作简•泰勒（ＪａｎｅＴａｙｌｏｒ，１９５６—）的《乌布与真相委员会》（ＵｂｕａｎｄｔｈｅＴｒｕｔｈ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１９９７）则充满了试验性和象征性。首先，该剧的主角是个十足的坏蛋———在种族隔离时期专门镇压黑人运动的秘密警察乌布。政权转移后，乌布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该不该向“真相委员会”坦白，生怕自己的罪恶得不到赦免。乌布在犹疑中展开了与妻子的对话。舞台的另一端适时地出现了三只木偶，象征不同的政治势力。碎纸机和复印机也被搬上舞台，代表对罪证的销毁和保存。结合着对话的情节，舞台的背景上也投影出相应的图片、文字、动画和录像。整个表演给人以穿越时空，充满意象之感。观众看到的恶人乌布不过是历史的产物，政治的祭品。施害者最终也是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