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农业教育论文
本文作者：秦莹 单位：云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教育为社会服务是我国办教育的根本宗旨，当高等教育的类别与层次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重点一致时，其地位就高，意义就体现得充分；相反，如果高等教育的类别和层次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重点有一定距离时，其地位相对就较低，意义也就体现得不尽完整。建国以来，高等农业教育在不同的“五年计划”期间服务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历史地位不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国家战略重点长期以工业和城市为中心，农业和农村虽在短期内被推到前台，但高等农业教育并未因此而获得影响全局的主导地位和战略意义。2006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中明确了国家建设重心从城市向农村的战略转移，高等农业教育作为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有内在关联的重要因子，在以农村为重点的国家建设中具有其特殊的战略地位。
一“、一五”接管、调整期初步明确战略地位
“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实施期间，既是高等农业教育由社会主义中央政府接管、调整的关键时期，也是明确高等农业教育服务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战略地位及其使命并取得初步成效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农业教育的战略地位主要体现在服务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任务中，当时全国独立的高等农业学校仅有18所，综合大学农学院有30所，总体上学校规模较小，且多分布在沿海地区，在校本科生仅10726人，研究生20人，专任教师只有937人。“一五计划”实施的第一年（1953年）根据前苏联办学经验进行了教学改革，改系科为专业，改学分制为学时制，设置教研组；翻译前苏联教材，制订统一的专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压缩专科教育，发展研究生教育；请前苏联专家来华讲学，引进新学科；在发展数量的同时不断提高教学质量，高等农林院校调整为27所，原有的182个系科调整为124个专业，并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基本上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期满时，高等农业院校在校生已达36198人，在校研究生183人，专任教师达到了6526人，一批爱国知识分子也从海外归国报效祖国，全国农林院校共为国家输送18000多名毕业生，在农业建设和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二五”受“极左”路线影响致使战略起伏
“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实施期间，高等农业教育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办学宗旨“极左”地体现到了极致，同时也呈现出与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建设相一致的战略起落。在全国农业合作化任务顺利完成后，为了促使农业教育和农业生产任务紧密结合，1957年国务院决定把教育部对高等农业院校的领导权转移给农业部，1958年农业部为配合“二五”计划的实施，明确了新的战略部署：“打破常规，实现学校大跃进”，实行“三勤”（勤工俭学、勤俭办学、勤俭生产），“三放”（下放农村、下放班系、向工农开门）。农业高级专门人才的下放锻炼增强了师生的生产实践能力，也为农村带去了农业科技信息，促进了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农村生活的变化，农业高等教育服务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政治任务得到了最直接的体现。由于“大跃进”的影响，1960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提出“要大大发展农业科学和农业教育事业”，“以最快的速度，用最少的资金，培养更多的技术人才”，“迅速培养出大量的各级农业技术人员”。为此，农业高等教育采取了跳跃式地突击发展方式以应对“大跃进”的需求，据农业部统计，1960年高等农业院校设置迅速发展到最高峰：本科50所，专科89所，五年一贯制22所，综合大学或其它高校内设置农科的17所，全国高等农业院校陡升至178所！迅速膨胀的高等农业教育还未来得及建设，就遇到了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制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紧缩，才迈出去要大干一场的步伐像“触电”似的快速收了回来，到1962年底，全国高等农业院校仅保留本科院校33所，专科学校5所，共38所。但从总体上看，高等农业院校极短时间内戏剧性的增减已严重违背教育规律和人才培养的实际，更无从体现服务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战略部署，致使高等农业教育自身以及社会主义农业建设都受到严重的负面冲击。
三“、三五”到“四五”战略地位由高峰到低谷
“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和“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年）实施期间，高等农业教育在开局时即将获得服务社会主义农业建设头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高等农业教育基本丧失了服务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战略意义。一改前两个五年计划以工业为重点和中心的发展战略，“三五”计划将农业放到了首位，高度重视“解决吃穿用”问题，高等农业教育迎来了服务社会主义农业建设排头兵的重大机遇。然而，1967、1968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不仅使农业教育特别是高等农业教育成了重灾区的重灾户，而且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三五”计划完成情况连续出现倒退，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1968年还成为我国建立计划经济以来惟一没有年度计划的一年。高等农业院校“停课闹革命”，招生工作推迟，毕业生派遣也推迟。1969年高等农业教育按照“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的“最高指示”，以办分校、五七干校、试验农场、进行教育革命实践等名义，到农村、边远山区建立“战备疏散点”，将大批师生员工及部分家属下放农村，导致农业院校校舍被占，仪器、设备、图书等被毁坏散失、人员大量流失，整个高等农业教育非但无以发挥其服务社会主义农业建设排头兵的作用，反而成了需要建设的重灾区。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三五”、“四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都遇到了政治环境的负面影响，计划与经济规律和社会生产力水平不相符合，以“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力量来作为完成指标的依据，严重违背了客观规律。高等农业教育在这十年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尽管1970年恢复招生办学，但学校被强行推广“朝农经验”，广大教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办学。到1976年，高等农业院校有38所，在校生近5.3万人。“文革”期间毕业生约7.5万人，国家取消了文化考试，缩短学制，以干代学，毕业生的数量和质量受到严重影响，高等农业教育服务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成效相对较低，战略意义也无法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