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艺术理论在实践教学的用途

作者：金鹏 单位：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

在中西方艺术教育史上，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关系始终是个学界关注的理论问题。先秦时期，儒家经典《论语•述而》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对艺术实践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同时也对艺术创作的各项要素作了次序上的安排，即艺术创作首先是精神上的皈依与坚守，是对形而上精神的客观化。“道”可以理解为“客观规律”或者永恒不变的“精神实体”，只有做到领悟与掌握“道”，才能做到自觉遵守“德”，最终实现“游于艺”的自由境界，即以完全自由的审美心态，在“物我两忘”的意境中进行艺术创作。那么，什么是艺术实践中的“道”，就成了一个相当重要的理论命题。从人类艺术文化发展历程来看，艺术理论作为对艺术创作、鉴赏的规律性的总结概括，是艺术乃至艺术设计实践的核心要素之一，其蕴含的理论价值是正确理解艺术理论与艺术设计实践关系的重要环节。

一、掌握艺术理论的必要性

艺术理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艺术理论包括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而狭义的艺术理论则专指艺术的基本理论范畴和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本文中的艺术理论主要指广义上的艺术理论，其主要探讨艺术创作、鉴赏中的基本规律，艺术的发生发展，艺术人类学，艺术鉴赏学，艺术接受等理论问题。学习艺术理论，全面掌握艺术发生、发展的历程，对于艺术设计学科的学生是十分必要的。正如诸葛铠先生所说:“对这些观念变革规律的总结，并使之指导实践，又是一种理论工作。这正是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循环过程……”是否理解艺术理论以及理解的程度如何，关系着艺术设计实践的精神走向和文化旨趣，影响着设计作品的艺术品位和文化精神的彰显。因此，艺术理论在艺术设计实践教学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艺术设计教师作为艺术设计教学的实践者，只有深刻把握艺术理论，才能更好地指导教学实践，使艺术理论与艺术设计教学实践真正地交融互渗，这也是艺术设计专业教师应坚持的教学原则。

二、艺术理论对艺术设计实践的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检视艺术理论对艺术设计实践的影响，不难发现中国的思想家们早已关注到了这个理论命题并进行了大量有益的理论探索和试验，影响了后世中国艺术美学的走向。《论语》中就记载了基于“克己复礼”的道德理性和社会理想的艺术美学观点。孔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以“礼乐”的文化哲学振聋发聩地宣告了儒家的色彩观。这不仅深深影响了当时的服饰设计，还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艺术设计文化的精神内涵，拓展了传统艺术设计的文化视阈。《论语》所记载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显示了儒家美学极大的文化张力和道德境界的美学维度，对于后来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设计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在我国近代，蔡元培先生首倡“以美育代宗教”，提出了教育的宗旨是“教成健全人格”和“发展共和的精神”。他从“教育救国”和“美育救国”的立场出发，批判了我国封建教育对国人思想和自由发展的桎梏，认为德、智、体、美四育一样重要，倡导美育与体、智、德育相结合，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蔡元培倡导美育的思想对我国近现代美术、艺术设计文化的影响十分深远。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大力扶持艺术教育并躬行示范，奖掖后学。我国第一所国立美术院校———北京美术专科学校，就是在蔡元培先生的极力倡导和支持下成立的。此外，1918年3月由蔡元培发起的“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成立并成为探讨中国艺术理论和实践改革的重要阵地。蔡元培先生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对待文化事业，促成林风眠、刘海粟等一批在国内初露峥嵘的优秀艺术家留学，客观上促成了中国与西方艺术精神的有效对接与交流，对推动中国艺术的近代化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西方设计史上，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划时代地提出了许多全新的理论命题，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席勒指出艺术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塑造“完整的性格”，他在《审美教育书简》的第六封信中通过对古代希腊社会和当时社会的文化状况的对比，明确声明了他提倡美育的内在根源。

他站在历史文化的角度上，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文化精神层面上的反思。席勒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失败的，并没有真正实现人民普遍自由的社会理想，而要想真正使人民不再“戴着镣铐舞蹈”，政治、经济领域的革命并非一剂良药，而应该代之以审美教育。他指出，“应当把美的问题放在自由问题之前”，“因为正是通过美，人们才可以达到自由”。因此，席勒得出了一个美学意义上的结论，即“人应该只同美一起游戏”，“只有人在充分意义上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正是基于对人类学和艺术史的综合分析，席勒提出了艺术与自由关系的命题。

其理论是德国古典美学的重要结论，对欧洲19世纪艺术理论和艺术实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世纪中叶，西方设计界气氛沉闷，从表面上看是设计思维的演进跟不上欧洲工业革命进程的节奏，而内在原因则是工业革命使设计文化发生了断裂，艺术精神让位于工业大生产的惊人效率。当时著名的艺术理论家拉斯金提出了设计风格中折中主义的出现是工业化无限膨胀的恶果这一论断。他认为要想实现设计文明的回归，就必须找到设计与西方艺术传统相沟通的渠道。1851年他参观了在英国召开的万国工业博览会，对近代工业革命成果“水晶宫”不仅没有感到惊喜，反而是相当厌恶。他认为这座由玻璃和钢材建造的“巨大温室”背离了西方设计艺术的精神。因此，拉斯金提出要引入西方传统的设计艺术理论，主张在艺术设计时应注重人文关怀，认为艺术理论是设计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拉斯金的理论在西方艺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带动了一大批青年美术家投身设计改良运动，这当中不乏后来对西方设计界影响至深的人物，如“西方现代设计之父”威廉•莫里斯，“拉斐尔前派”的旗帜性艺术家但丁•罗塞蒂等人，由此拉开了轰轰烈烈的“艺术与手工业运动”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