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哲学思想论文
作者：石为华 杨锐 单位：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教育局 太原大学
一、历史的巨大错讹和颠倒
杜威是一位实用主义者、资产阶级教育家。但在一段时期内，我国却先入为主地把他定位为批判的对象和错误的化身，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同样的批判词句。当邓小平同志喊出“教育要面向世界”的口号后，大家才逐渐看到了身边宏大的教育思想世界，看到20世纪摆脱不了的一个思想影子，才重新发现和认识了深邃的教育家、思想家杜威。杜威是美国进步主义运动和欧洲新教育运动公认的领袖和代表人物。他把“教师为中心”的天秤砝码重心历史性地移到了学生一边，使得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开始成为学习过程的主人；他提出的“做中学”基础上的活动教学原则传遍了欧美，和前苏联的设计教学、道尔顿制教学共同成为影响整个20世纪教学思想发展和生长的基础；他重视和倡导个性发展的思想，在历经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无比丰富和成长起来。一个世纪过去了，世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也有了今非昔比的发展。我国立足于全新时代，背负着丰富的教育文化财富。只有继承前辈的优秀思想，研究当今教育发展的特点，才能有力地开拓新的方向和未来。而在教育发展中，杜威是一座巨大的高峰，他对教育的哲学总结及其浩瀚的著作是教育思想的重要源泉之一，使人们随时感受到深刻的启迪。
二、杜威对前苏联教育和美国教育的思考
20世纪20年代末，杜威以教育家的天职和崇高品格，客观地考察了新生前苏联教育的巨大变化，高度评价和赞赏了前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教育成就。1928年，他访问前苏联时正当十月革命后的恢复和重建时期，前苏联教育家们正以巨大的热忱投入到对沙俄旧教育的改造工作中，他们自然吸取了当时欧美进步主义运动的许多有益的革新经验。杜威看后十分惊喜，他在列宁格勒、莫斯科看到的前苏联教育，远不是西方报刊所描述的景象，他看到的不仅仅是对旧教育的批判，更是新教育的建设和发展，是在学校和社会生活联系方面巨大的教育创造，以至他“深深羡慕”，留下“深深的印象”，感到“缺乏传达所必需的文字技巧”〔1〕。他说：“一个美国参观者看到那么多的地方在创始时都是受到了我们国家一些进步学校的启发，因而感到出于爱国心理的自豪，可是同时却感到自卑，并激励我们作出新的努力；认识那种思想在俄国的制度中远比在我们自己的国家能够更有机地结合起来。”〔1〕他认为，应该让对前苏联有歪曲看法的人“看见俄国学校儿童组织得远比我们更为民主，同时注意到他们通过学校管理制度在接受一种训练，使他们能够积极参与当地社团和产业的自我指导工作，搞得远比我们号称民主国家所搞的更有组织，更有条理”，因而“这个教育制度却是最完全地体现我们那号称进步的民主思想的”〔1〕。他赞赏卢那察尔斯基和克鲁普斯卡娅，高度评价他们从事的是“一项进行中的事业”，是“伟大的实验”，并为人们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苏维埃俄罗斯教育的印象》。可以看出，这里没有任何“资产阶级的有色眼镜”，而是一个忠于事实的正直教育家的描述和赞赏，是更为说服人的透彻的、全面的分析，是一个教育者的伟大品格。同时，也引发了一个重要思考：如何慎重、全面地认识前苏联20世纪20年代的教育改革和20世纪30年代后前苏联教育思想路线全面改变的实质。教育家阿莫纳什维利等一批革新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的合作教育学运动中重新肯定了20年代的教育改革，分析了它失败的原因及可能的发展方向〔2〕。虽然其后几十年是凯洛夫教育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年代，前苏联教育也曾因此在许多方面出现了引人注目的辉煌发展，但历史需要深入反思和科学评价，以减少今后发展中不必要的损失和曲折。
三、杜威教育哲学思想在中国的渊源
在中国“五四运动”前夕，杜威在弟子的簇拥下来到中国，旋即运动爆发，他们讲学和逗留了两年。这两年的讲学生活时间之长是他在国外访问中仅有的。他同当时的中国学者“建立了以前任何一个西方学者很难取得的亲密交往”，并把他的个人兴趣全放在了中国教育的前景上。杜威当时在华演讲的内容，不仅是一个成熟的教育家对教育问题的深思熟虑，更是处处表达着对中国教育发展的殷切期待。面对旧中国的贫富差异状况，他急切倡导平民大众教育；面对落后的旧中国教育，他鼓励“对于教育前途不可失望”，不要认为西方教育制度已经完美。同时，他始终不忘阐述教育的本质问题；强调教师的天职和责任，启迪着几十年后的教师专业化道路；注重比较东西方教育思想，是较早的中美比较教育研究者之一。他认为当时中国的教育只是在简单地模仿日本和德国，“而不懂得要确定一国教育的宗旨和制度，必须根据国家的情况，考察国民的需要，而精心定之，决不可不根据国情，不考察需要，而胡乱地仿效他国，这是没有不失败的。这一点是中国一般教育应该注意的”〔1〕。他希望“中国的教育家一方面实地研究本国本地的社会需要，另一方面用西洋的教育学说作为一种参考资料”，“欧美各国所经历的失败，贵国可以不重蹈覆辙；所获得的成效，贵国可以作为准则，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样才有可能“同欧美并驾齐驱”，甚至“胜过欧美”，创造中国的现代教育〔1〕。在20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黑暗落后的中国，教育家杜威的论述是何等睿智。难怪胡适、陶行知、陈鹤琴和中国学子对其拥戴有加，使得《杜威五大演讲》迅速传遍中国，极大地影响了当时中国教育的发展。杜威和他的家人在中国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高兴的日子，也是他的思想深深植入中国土地的日子。杜威在华演讲曾在“五四”后的很长时期内风行全国。可以说，他是对近代中国影响很大的教育家之一，他对当时中国教育的现状与发展做了深刻精辟的分析。然而，在学校与社会、儿童与课程、个性与发展、教材心理化这些基本而重大的教育问题上，我们对杜威思想的理解却往往深陷误区。
四、杜威教育哲学思想照耀西方和东方
杜威于1896年创办了芝加哥实验学校。在芝加哥的10年是杜威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儿童中心”的口号就是在那时提出的，芝加哥学校也因此成为了走向20世纪教育和哲学理论、课程和教学方法的巨大实验室。当时，统治欧美教育世界的是赫尔巴特思想，而杜威这颗思想新星是在批判和否定赫尔巴特教育思想中升起的。当赫尔巴特学派趋于衰落时，杜威学派于1910年前后达于顶峰，此时，整个欧美教育展现了蓬勃革新和创造景象。可以说，杜威思想和进步主义运动开启了20世纪教育及其后的发展。教育史家康奈尔描述两个教育时代的更替，是“一个从静态观点到动态观点的转变。杜威的教育世界是一种活动和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学校教育的真谛不在于获取事实，而在于获取它们的动脑筋过程，以及随之发生的态度和习惯”〔3〕。这是杜威开创的教育时代的最主要的方向和特点。从杜威开始，教育管理、课程和教学方式同社会生活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杜威早期的纲领性著作《我的教育信条》就十分明确地宣布：“学校科目相互联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学，不是文学，不是历史，不是地理，而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1〕那时，欧美众多的教育家群体，包括20世纪20年代的前苏联、日本、中国、土耳其、墨西哥的教育家，几乎没有不受杜威教育思想影响的，甚至影响到二战以后的青年教育家。可以说，20世纪初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育家和教师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探索和巨大创造，为开创21世纪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思想参照。很难说我国今天的课程改革、学习方式转变不是在重新认识和扩展这一思想。杜威思想奠定了欧美特别是美国现代学校的发展基础，形成了欧美学校教育的一些最显著特点。但美国中小学历来的缺点是学生基础知识薄弱，并多被指责为进步主义的诟病。其实，这是欧美教育历史发展中需要总结和改进的问题，而并非杜威思想的必然结果，更非杜威的主张。因为冲破“教师中心”的形式主义，过多地张扬个性发展，加之教学方式探索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偏差，极易在实践中造成这个结果，这也正是后来和今天的改革者应吸取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