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语言哲学思想探索

作者：涂江波 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卡尔•波普尔(1902~1994)，是二十世纪一位在科学哲学和社会哲学领域都有着重要影响的哲学家。身处英美哲学圈中的他似乎是一个异类，这不仅表现为他与诸多主流英美哲学家有着直接的思想论争，更在于他对语言分析方法的自觉抵制。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波普尔忽略了语言的重要性。通过细致的阅读，我们会发现，语言其实是波普尔哲学的一个重要论题，其文本中对语言的论述随处可见。然而直到目前，其语言观尚未受到国内学术界的足够重视。波普尔的语言观内容丰富却从未得到过系统研究，论者往往是在研究波普尔的某一哲学见解时，捎带指出他关于语言某一方面的主张，而这无疑是远远不够的。笔者认为，对波普尔的语言观应给予足够重视，而它将成我们理解波普尔哲学的一个新视角。本文拟就波普尔的语言哲学思想做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期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就内容来看，波普尔的语言哲学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日常语言论、语言存在论、语言功能论。

一、捍卫日常语言

波普尔对语言的论述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他的语言观是一种基于日常语言的语言观（如波普尔自己所说：“我始终是一个常识哲学家。”[1](360)）。对日常语言的不同态度，最能反映出波普尔和他常与之论辩的分析哲学家在语言观上的不同旨趣。分析哲学家，尤其是早期维特根斯坦及与维氏有密切思想关系的逻辑实证主义者们，对日常语言是极度不信任的。在他们看来，日常语言中的词语，其意义缺乏精确性，极度混乱，而这恰恰是由它所负载的哲学常常陷入两难悖谬的根源。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视词语缺乏精确意义为哲学的“语言病”，认为哲学的功用就在于治愈这种语言病。逻辑实证主义者也认定，日常语言中充斥着许多既不真也不假的无意义陈述，这些陈述表达了许多伪装深邃而实际上没有任何内容的伪问题。于是，他们设想能撇开混乱不堪的日常语言，建立起一种理想化的人工语言：这种语言准确知道自己所使用的词语的意义，因此能够倚靠它来展开哲学讨论。

为什么日常语言的词语会缺乏意义，而人工语言的词语却能富有意义？分析哲学家们指出，症结在于：日常语言的词语多数是未经定义的，一个词语只要是未经定义的，就意味着该词语缺乏精确意义，不能被合理使用。于是，分析哲学家们希望能够对人工语言所有词语进行尝试性的界定，以此消除语言中的模糊不清之处。他们相信，语言的精确性是最重要的，语言的精确性又决定于词语意义的精确性，而为了获得词语的精确意义，就需求助于定义方法。定义决定了词语的意义，通过定义的使用，可以使语言变得更加精确。分析哲学家们这种“定义决定词语意义”的主张被波普尔称为“语言上的本质主义”。基于捍卫日常语言的立场，波普尔对这种本质主义语言观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首先，定义的目标不可取，语言的简洁清晰比精确更重要，简洁才是语言的最高要求。在波普尔看来，哲学的起点只能是日常语言。日常语言的确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但是，词语的意义用不着定义来决定，它可以在使用过程中将自身理性化，并始终保持清晰标准以达到合理交流的目的，我们无需另行构造一种理想化的语言。波普尔矢志不渝力行简洁清晰的语言风格主张，他的著作给阅读者的观感即是：表达清晰，论证简洁，结论明确（这大概是其被译介到中国后很快就产生广泛影响的原因之一）。波普尔甚至视此标准为学者的一项道义责任：“力求简洁清晰是一切理论工作者在道义上的职责，矫揉造作与缺乏明晰性则是一种罪过，把事情说得言简意赅、通俗易懂才算称职。”[1](50)在另一处他也说到：“知识分子有责任尽可能简单、清楚、谦虚地描述他的研究成果。”[2](83)波普尔哲学思想的清晰性是一直为人称许的，以至于有人说他的清晰性甚至“掩盖了他的深度”。

其次，追求语言的精确性容易导致忽视问题。在波普尔看来，精确性总是相对于问题而言，是由要解决的问题所要求的，不应该试图做到比问题境况所要求的更精确，或者预先使词语或表述更精确，否则，为了精确性而增加精确性，要么会以丧失明晰性为代价，要么将在无用的枝节上浪费时间和精力，从而忽略掉真正的问题。逻辑实证主义者通过将语言的表达划分为真陈述、假陈述和无意义的陈述，取消了大部分的哲学问题。维特根斯坦更极端，认为根本就没有所谓哲学问题。波普尔针锋相对，指责逻辑实证主义最终瓦解的原因即是对重大问题（这些问题被他们认为是伪问题）的兴趣的衰退，埋头于细节，尤其是词的意义。至于维特根斯坦，波普尔则不惜与其当面争执“有无哲学问题”（这就是哲学思想界津津乐道、1946年10月26号发生在剑桥道德科学俱乐部的“拨火棍事件”）。波普尔认为，的确不存在“纯”哲学问题，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根植于哲学之外，例如宇宙论问题、逻辑问题，哲学家应试图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借语言消除问题。波普尔不无自负地说：“我主张有哲学问题，并且甚至我已解决了一些。”[4](30)总之，波普尔认为，如果离开一个明确的问题，而想通过分析“本质意义”来改进词语，获得更丰富的内容，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称这种做法为“未达到大桥之前，就试图通过大桥”。[5](91)此外，波普尔进一步从技术层面上论证了定义的不可能——定义的先决条件的不可能，我们可以将其论证概括为“定义的无穷后退困境”。波普尔向我们指出，定义项并不能够确认一个被定义词语的意义，而只会将意义的问题向后转移，转回给定义项，而定义项中的词语依然都像是以其作为起点的词语一样含糊和混乱。无论如何，定义者都必须继续循环地定义它们，而这些词语又会引发出新的也必须予以定义的词语，如此反复不已，直至无穷。波普尔向我们表明，追求界定所有词语，是不能实现的。而要摆脱“无穷后退困境”，必须承认有所谓“原始的词语”，即未界定的词语。定义链都必须是从未定义词语开始，其意义只能够被举例说明，而不能够被定义。因此，使用非定义词语就不可避免：“如果我们不能定义一个词语没有什么东西会防碍我们把它们当作非定义词语来使用，……任何定义了的词语最后还是要借助于一些非定义词语来定义。”[6](365)波普尔认为，对于一个词语，妥善的做法是：首先直觉地使用它（而非直觉地定义它，它的意义可由习惯用法确定，或者已经知道其它概念与它的逻辑关系，其意义在使用中足够确切），然后才可尝试对它进行定义。未定义的词语可能被定义的词语取代，之所以要用到定义法，是因为定义过的词语能够更简洁而非更有意义地完成未被定义词语所拥有的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