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危机传播论文
作者：钱晶晶 史安斌 单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引言
出于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现代社会以追逐利润为第一目的，物质文明的创造以破坏生存环境为代价。当破坏达到临界时，人类就坐在自己一手堆起的“文明火山”上，迎来危机环伺的风险社会［1］。风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成为对公众造成巨大威胁的突发性事件，危机产生。早有学者提出：危机时代同时也是形象与绩效管理的时代。政府或企业“是否具有高度的应变能力与危机沟通能力，决定了民众或顾客是否给予它们信任与支持”［2］。在我国，政府往往是危机传播的主体。如何有效组织媒体与公众之间的信息沟通，如何开展应急重建和争取舆论支持，是政府决策者们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也是危机传播研究关注的课题［3］。在国外，危机传播进入公众视野的是1982年美国强生“泰诺”遭下毒事件。在我国，则是2003年春爆发的“非典”［4］。从“非典”到汶川地震，危机传播在我国也经历了一个“由引入、接受、普及到实施的发展脉络”［5］。这一进步也是近年来政府、社会与大众媒体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客观地看，我国政府危机传播仍处于初级阶段。处于转型期的我国社会，虽然经历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但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的交互作用，危机产生的概率较高。利用西方理论精髓，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危机传播理论体系，势在必行［6］。2011年9月到12月，广东省汕尾市陆丰乌坎村村民自发组织了一场群体性公民维权事件，引起全世界广泛关注。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发布年度公民社会十大事件，乌坎事件以全票位列第一［7］。本研究以“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为理论框架，通过分析广东省委省政府在乌坎事件中的危机传播策略，力图为我国政府危机传播提供一些建设性的参考。本研究主要关注以下问题：1.在乌坎事件中，政府处于一个怎样的危机情境？使用了什么危机传播策略？2.这些危机传播策略与乌坎事件的危机情境有怎样的关系？3.媒体做出了怎样的反馈和评价？以内容分析法为研究方法，本研究探究此次危机的具体情境、传播策略和传播效果。所分析文本全部来自境内外媒体关于“乌坎事件”（英文“WukanIncident”）的新闻报道共120篇，多来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主流媒体。
一、因势制宜：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
传统的危机传播研究继承了早期传播学的“传者-资讯-信道-受者”（SMCR）的经典模式。在众多理论探求中，芬克的“前、中、后”阶段性模式与巴顿的“察觉-防止-遏制-恢复-反思”的五环节模式最具影响力［8］。传承前人要义，危机传播研究渐渐扩展出两大研究路向：第一大路向以公共关系为焦点，关注SMCR中的“传者”环节——组织、管理本身，以策略与效果为最终目的，以格鲁尼特等提出的“优化理论”为代表，主要概念有“双向对等/不对等沟通模式”［9］。第二大路向为语艺研究，重点关注SMCR中的“资讯”环节，主要分析组织的“危机言说”与“信息选项”等修辞手段，以挽回形象为最终目的，以伯诺伊特的“形象修复理论”为代表，关注“危机发生时，该说什么话”［10］。在此基础上，库姆斯整合出一套“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SituationalCrisisCommunicationTheory，简称SCCT）。此理论对危机情境的不同维度、类型和策略进行了具体阐释，整合出“否认”、“淡化”、“重塑”、“支援”四种策略类型［11］。该理论不仅是对两大传统研究路向的发展，也与中国传统哲学中“因地制宜”的思想异曲同工，成为学界研究危机传播较为合理的理论框架。
二、乌坎事件与情境式危机传播理论
作为一次群体性事件，乌坎危机是“临界爆发”的典型诠释。2011年9月21日和11月21日，广东省陆丰市乌坎村两次爆发千人上访游行，要求惩处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成员，控告其私卖土地、操纵选举和贪污村财，要求整理村务、得回选举权、收回土地。12月11日，被警方拘留的村民薛锦波死于看守所，事件升级，大规模封村活动被引爆。12月20日，受广东省省委特派，中纪委委员、广东省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与村民代表会面，以切实有效地解决问题，乌坎事件终于走上和解之路［12］［13］。基于库姆斯对危机情境四个维度的划分，本研究将乌坎事件的具体情况分析如下（见表一）：
三、乌坎事件的危机传播策略
在整个事件中，真正扭转局面的，是12月20日朱明国在陆丰市干部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他首先传达了省委书记汪洋的指示：“乌坎事件…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忽视经济社会发展中发生的矛盾积累的结果，使我们工作‘一手硬一手软’的必然结果。作为负责任的政府，必须直面和解决好这些矛盾和问题。”他强调：“陆丰乌坎村群众的主要诉求是合理的，基层党委政府在群众工作中确实存在一些失误，村民出现一些不理性行为可以理解。”［14］朱明国向在座的干部、群众共400多人承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和关心乌坎村群众的利益诉求，决定成立省工作组，以最大决心、最大诚意、最大努力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尽快恢复乌坎村正常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15］他承诺，将设立村集体土地问题、村财务问题、村干部违纪违法问题和村委换届选举问题等专项工作组，每个工作组都公布联系电话，随时倾听民众诉求。另外，此前一天，汕尾市已经表示收回被征耕地，乌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已被“双规”［16］。
作为此次政府危机传播的核心文本，以“坚持民意为重”、“坚持群众为先”、“坚持以人为本”、“坚持阳光透明”、“坚持法律为上”为主要内容的“五个坚持”向村民们明确指出工作组的工作原则、内容与要求，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17］。在此次危机传播后期，朱明国还发表了两次较为集中的讲话，“五个坚持”一起，构成此次危机传播的主要文本系列。第一次讲话是在12月22日冬至这一天向民众表示年节祝福［18］。第二次是12曰26日在“全省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19］。三次讲话的文本详见附录一。本文对“五个坚持”传播策略的描述见表二：文本二“冬至讲话”是对“五个坚持”精神的再次强调：第一，省委工作组将尽最大力量解决问题；第二，群众诉求合理，个别干部的确存在问题；第三，鼓励大家反映问题，不要害怕打击报复。此处结合运用“重塑性”与“支援型”的策略。文本三主要面向广东各地市领导干部。作为公开发表的讲话，时间与乌坎事件的初步解决很近，内容又密切相关，所以也是研究此次危机传播的合适文本。这次讲话的要点有：群众民主意识不断加强，利益纠纷明显增多；许多事件原本简单，久拖不决才导致严重后果；要维护和发展群众根本利益；干部考评要加大群众意见权重。综观这几点，仍是“重塑型”与“支援型”相结合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