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科学传播论文
作者：许加彪 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科学传播最基本的核心理念是扩大科学知识的社会共享,使公民个体之间能够平等、顺畅地交流,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它不是单纯的传播学分支,但是科学传播的理念和模式已经深入并体现到新闻传播实践的各个环节之中。
一、危局:科学传播与民众科学素养的提升
科学就是有关研究客观事物存在及其相关规律的学说,换句话说,科学是存在一定的时空中有一定约束条件的可知的认识,科学作为一种观念,暂时还没有被推翻掉的知识可以叫做科学。因此,科学的诞生和人类的历史几乎一样久远。科学一词起源于中国古汉语,原意为“科举之学”,科,单独有分类,条理,项目之意,学则为知识,学问。科学一词,英文为science,源于拉丁文的scio,后来又演变为scientin,最后成了今天的写法,其本意是“知识”“学问”。日本著名科学启蒙大师福泽瑜吉翻译“science”的时候,引用了中国古汉语的“科学”一词,意为各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和学问。到了1893年,康有为引进并使用“科学”二字。严复在翻译《天演论》等科学著作时,也用“科学”二字。此后,“科学”二字便在中国广泛运用。五四时期,“科学”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指引与激励着人们激浊扬清、追求新生,但时至今天,中国民众的科学素养堪忧,科学传播的使命任重而道远。科学传播与民众启蒙以及反对伪科学紧密联系在一起。科学史上最显著的两个人物笛卡尔和马克思都把“怀疑一切”看成是自己的座佑铭。而在我国,盲目崇拜、因循守旧现象较为普遍,缺少一种理性的怀疑精神,具体表现就是伪科学有着庞大的市场。伪科学是指把没有科学根据的非科学理论或方法宣称为科学或者比科学还要科学的某种主张,在中国较为流行的是所谓的气功大师隔物取物、某些人耳朵识字的特异功能、某些特异的养生大法等。这些伪科学在媒体的喧嚣躁动炒作下,一时间盛行于世。当然,全球性的环境污染、能源危机以及突发事件后对政府的不信任等,也令公众对科学技术产生了怀疑。
民众的科学素养缺乏,在一定的条件激化下导致过度恐慌的状态。随着社会的整体发展与转型,中国已经步入高风险社会的临界点,贫富悬殊、社会不公、环境恶化、食品不安全、生态危机、能源危机等尤为突出。全国多个地方的地震谣言、江苏响水的化工厂爆炸谣言、河南杞县放射性物质泄漏谣言、四川广元的柑橘生蛆传言、方便面致癌谣言、超级流感危机传言等等,这些谣言借助新媒介技术很快就在民众中爆炸性地传播开来。人们以此作为行动的根据,社会中弥漫着恐慌的气息,传播的负功能极大地冲击着社会的稳定。旧有的传播资源配置与制度安排明显不足,引发了人们传播引发的社会恐慌的反思,而提高民众的科学素养是一条有效的治理途径。媒体工作者的科学素养缺乏,其误导受众的危害性更大。在大众媒体以及网络的大力推动下,伪科学的传播更为便捷与迅速。如果媒体工作者缺乏甄别科学与伪科学的能力,很容易把那些伪科学的东西当作事实报道出来。如离开量谈毒性,是食品安全报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有的记者想当然地认为,只要食品中含有害物质,那就是不安全的,妄下“致癌”、“不安全”结论。不可能有绝对安全的食品,重要的是控制食品中有害成分的含量,有害物质在达不到一定剂量时,也不会表现出毒性。因此不能简单地把食品中含有有害成分叫做有毒食品。更重要的是,有些媒体有时候在利益的驱动下,为了吸引受众的眼球,随意报道煽动性的新闻,放弃媒体应该承担的责任与伦理,使得伪科学大行其道。2007年,沸沸扬扬的“香蕉有毒事件”使广大消费者“谈蕉色变”,一时间内香蕉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蕉农损失惨重,苦不堪言。媒体关于香蕉有毒的系列报道,从版面的安排、标题的处理到行文的措辞,都充满了夸张渲染,煽情成分颇多。所以,媒体及其工作者应该提高自己的科学素养,更应该自律。
二、作为新兴学科的科学传播
科学传播是一个新兴的学科,从渊源上讲,与同类是科普宣传、科技传播、公众理解科学(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简称PUS)等。刘华杰在2000年左右提出了“科学传播”的概念,他认为,传统科普、公众理解科学、科学传播是三个不同阶段的事物,构成了一个时间发展序列,三者的立场分别是国家、科学共同体和公民。[1](P.79)田松认为,科学传播是以公众理解科学的理念为核心的。[2]从学科归属上看,科学传播位于科学哲学和科学史领域的范畴。2006年底,在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名下成立了“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而且中国科技传播研究会也多次召开全国性的学术研究会。[3]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并不认同这些说法。其实,在称谓上的争论背后牵扯诸多因素,但是无论是什么,这个学科还是取得了一些丰硕的成果。诸如清华大学出版社在1997年出版的孙宝寅的《科技传播导论》;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在2002年出版的翟杰全的《让科技跨越时空:科技传播与科技传播学》,在2004年出版译自英国的《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与社会》,译自美国的《科学技术论手册》;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在2010年出版的黄时进的《科学传播导论》,对科学传播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础上,再考察国外科学传播实践及其可供借鉴的经验,进而为探索国内科学传播实践路径的创新以及如何服务于民族的复兴作出思考。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在2011年出版的译著《新闻、科学与社会:新闻与公共关系中的科学传播》是一部多国学者通力合作的、理论与实务共存的、历史与现实并举的关于科学传播的一部力作,该书站在新闻学、传播学、公共关系学、社会学的多学科交叉视角上对世界范围内的科学传播作了一个审视,有报道文本变迁、描绘景观历史、媒体操作规范、批判评论反思等内容。该书共四部分,第一部分梳理了20世纪下半叶科学传播的文本变迁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和19世纪后半叶的意大利,第二部分是职业科普作家对自身领域因时而变的操作规范进行了批判性反思,第三部分公共关系专家通过个案研究图解他们新兴的行规,第四部分是来自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南非和美国等国的科学传播专家通过解读案例来追寻这个争论性议题的出现是全球性的还是地域性的问题。《新闻、科学与社会:新闻与公共关系中的科学传播》还讨论了科学传播中许多前沿的课题:新闻价值的坚守与变化;双重协商;普通教育的缺失;商业化;新闻源的独立;大众科学的繁荣;对叙述能力的聚焦;报道的空白;科学新闻业的消失;因特网的挑战;公共关系的功能机构、策略、战术、操作规则和风格;以及公众的对话活动等。从某种意义上讲,科学传播在西方语境下更多是商业媒体自行运转的结果,在传统媒体的报纸中,一般都有科学专版。该书中指出,今天,这些科学专版都面临着式微,或者新闻价值受到娱乐化报道的挑战,因为只有诉说趣味的故事才能让他们生存下来,如在克隆羊多莉(Dolly)的报道中如何利用新闻价值中的“性”因素。而且,随着科学研究中逐渐上涨的私人赞助使科学知识从某种程度上与牙刷、汽车、香水等需要市场促销的商品一样,新闻生产从传统模式转换到新闻来源被企业传播与公关部门所操纵。对于科学报道中的价值立场,有研究者指出媒体采用了来自大学和研究机构等单一的、机关的新闻源把科学描绘成合意的、直线的和没有矛盾的。科学传播作为新兴学科并不天然地具有优势,因为新与旧都是相对的概念,问题的关键在于本身的使命、理论框架、研究方法、社会需求、学科制度设计等。相较于传统的科普宣传,科学传播最大的生命力在于传受关系的对等互动以及对科学的反思精神等,这也恰好吻合现代社会的技术特征与内在气质。现代社会中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多元开放的技术平台,人们更加追求理性、开放、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