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科学传播论文
作者：刘宽红 单位：北京交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
在中国工业化历史进程里，从认识“船坚炮利”到“科学技术是现代化的关键”，我国公众对科学知识的基本价值取向主要是在生存论语境下展开的。它倾向于经验性常识认知，这种图示下生成的知识样态凸显出人与现实生活的维度，具有朴素的经验主义性质，与“生活科学”的认识论思维视域有着密切的关联。在科学传播成为全社会所共同关注的议题下，探讨公众对科学知识价值取向，于科学传播有着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一、我国公众对科学知识的基本价值取向：优先关注实用和效用
基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复杂性与曲折进程，我国公众的科学知识样态与人的生命活动不可分离，侧重于常识生活的实践行为，尤其是在人的生活视野里获得体现，生成的科学知识存在于人的生活土壤之中，是一种生存论语境下对生活本身、对现实经验世界的探究活动。循着这条思路，我国公众科学知识样态与所谓的“生活科学”的认识论视域是密切相连的，生存论的思维语境与“生活科学”的范畴是考察我国公众科学知识样态的背景性因素，这是我们探究我国公众科学知识样态的前提和出发点。从总体而言，我国公众科学知识主要源自于人的生活世界，倾向于常识性的经验认知，诉求于人的生存志趣，具有生存论范式下的意蕴。例如，“DN“A这个术语被广为人知，更多是因为与人的生命遗传问题息息相关，六六六（HCH）、滴滴涕（DDT）的知识则源自于农药对人身体的危害等等。因此，我国公众对科学的这种理解反映了一种生存论视野下的“前科学”状况，对应于学院科学、后学院科学的知识状况，体现了科学发展历程中的“元科学”阶段，或者说是一种经验主义的阶段，是对科学来源的一种基本探索。我国公众的科学知识样态主要源自于生活实践中的日常经验，或者说是以日常生活经验为基础而生成的，与人的生命现象不可分离，展现了人之现实生活的内涵。
生存论这一范式使得我国公众的科学知识样态与“生活科学”①的认识论视域紧密相连。“生活科学”这一概念就是根据中国公民科学素质现状而提出的。而“生活科学，则是基于人们现实生活需要所形成的对知识的诉求、理解、获取以及运用的过程。生活科学所表现出的特征与生活基本需求密切相关、将工具理性置于优先位置、突出感性和直观的作用、与社会知识密切联系、与文化传统底蕴内在相关。”②可见“，生活科学”主要是围绕人的生活经验而展开，关涉到常识中感性直观的内容以及社会知识。例如，从科学观点理解程度的国际对比上看，中国公众在“吸烟会导致肺癌”、“地球围绕太阳转”等问题上，其测试数据明显高于他国水平；从公众对科学技术信息感兴趣程度的国际比较上看，与美国、日本的公众相比，我国公众对健康和卫生保健感兴趣的比例达到了75%，而对于当代医学科学前沿高深复杂的进展还不是很关注。③有关数据表明，我国公众对与日常生活紧密关联的科学概念理解力较高，而对那些远离日常生活、较多涉及学院科学原理与现代高科技、需要阅读较多书籍和报刊等才能知道的问题，理解程度就很低了。
由此可见，我国公众身上表征出来的这种具有“生活科学“意蕴的知识样态实际上就是在生存论语境下展开的，这一范式使得公众理解和诠释科学的方式往往侧重于常识的生存论视域，与经验性认知内容密切相连，并存在于每个人的生命活动中，其关注重点在于现实社会的生活世界，诉求于生存的旨趣，并不断地显现在人们常识行为中。基于生存论语境以及“生活科学”的认识论思维视野，我国公众形成了对科学知识的一种工具性价值取向，即优先注重实用和效用，倾向于科学知识的工具性价值，这种工具性价值的目标是以服务于人的生活事务为主，与如何改变生活环境等直接效应密切相关。如此一来，就使得知识的功能在于满足公众自身之主观性需要的诉求旨趣。例如，就我国公众科学素养建设的目标来说，从早期的“改进生产、改善生活”到现阶段的“改善生活质量、实现全面发展”，都深刻体现着这种实用工具性价值的优先地位。
这种注重实用和效用的工具性价值思路也渗透到了公众对科学知识的价值评价、价值选择与价值目标中。也就是说，在公众科学意识、公众理解科学、科学文化与科学素养等方面，都彰显出了优先注重实用和效用的工具性价值倾向。在这样的语境下，从公众对科学知识的价值评价来说，如果科学能够对人的现实生活实践有用或有效，那么科学知识就是实用的、有益的，其功能就获得了充分的体现和应用。自然，公众就能够去认同它、接受它。反之，不管它是如何精致、如何精确，公众则会忽视它，不轻易去认同它，其功能当然就不能体现和实现。
二、公众科学知识价值取向与科学传播的关系
通过对我国公众科学知识之基本价值取向的分析，引发我们对科学传播问题的思考。关于我国公众科学知识的价值取向与科学传播的关系，可以从两方面考察：一方面，就公众作为科学传播的主要对象这个维度而言，公众科学知识的价值取向对于科学传播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在这个问题上，LeslieA.Olsen和ThomasN.Huckin指出：“界定公众状况，通晓他们的基本特征以及他们的兴趣需要乃是知识传播者所具备的最重要的技能之一。因为它决定着什么样的信息能够提供给他们，怎样去描述这些信息。”④从宽泛意义上说，公众对科学知识的价值取向是实践科学传播的前提条件，关涉到了科学传播的功效，甚至影响并决定着科学传播能否顺利实施和完成；另一方面，建构在公众科学知识价值取向之上的科学传播也在影响、改造、塑造着公众的价值取向。因此，科学传播如同一个转换器，通过这个路径和渠道，公众对科学知识的价值取向也会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两者作为交互的主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彼此互动。
由于我国公众对科学知识的价值取向是在生存论语境和“生活科学“的认识论思维视域下发生的，而这种生存论语境和“生活科学”的认识论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这种文化底蕴语境下所形成的思维定势不可分离。所以，我国的传统文化从精神层面深刻影响着公众科学知识价值取向的形成，因而这种价值取向也表征了文化的强大渗透功能。就此而言，公众科学知识的价值取向可发挥一种文化动力源功能，对科学传播起着引领效应。这是我们实践科学传播的前提条件和基础，成为影响和促进公众主动参与科学传播的深层力量，推动着科学传播的开展和深化。建立在公众科学知识价值取向上的科学传播如同一个转换器，通过这个转换器，公众对科学知识的价值取向自身也会发生变化。有效的科学传播不仅有利于克服知识发展中的“瓶颈效应”，同时通过其对公众知识价值取向的改造和渗透，我国公众科学知识样态被更新，走向现代性生成之路。其思路是：在其发生效率的过程中，能够引导公众对科学技术作出某种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置换原有的价值旨趣，如直观性和朴素性等等，介入到科学、技术以及工程的理性思维中。借助于有效的科学传播，在改造公众对知识的价值取向之情境中，公众对科学知识的价值选择朝着传播者预定的目标演变，公众科学素养的内容、性质和总量获得扩展，引发公众科学样态随之变化，从素朴思维走向精致思维。由此，公众对科学的价值旨趣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公众对科学的认同感加强，科学素质获得提升。由于科学传播改造了公众原有知识的价值取向模式，促使公众科学知识样态发生置换，提升了公众的知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