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国学教育传播及借鉴意义

作者：张申平 李荣菊 单位：重庆科技学院

中国古代教育有着良好的国学传统。《周礼•春官•乐师》最早言及“国学”:“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道:“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这指的是西周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学校。清末以来，“国学”开始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即“国粹”、“国故”。正如马一浮所说:“今人以吾国固有的学术名为国学，意思是别于外国学术之谓。”章太炎创办的“章氏国学讲习会”和胡适创办的《国学季刊》中所提“国学”均为此意。国学经典数量庞大，但其核心思想为儒释道，涉及文史哲多个学科。国学经典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作为“传统”它存在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教育之中。国学经典饱含了丰富的人文教育思想。在当前推动国学教育和传播中可以发挥古典文化的教化认同功能，使学生领略经典的魅力，潜移默化地接受传统文化熏陶。从藏书文化的视角可以看到，从古代藏书楼到现代图书馆，国学教育和传播有着良好的传统。

一、古代国学教育与典籍收藏

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包罗万象，涉及章句训诂、儒释道、经史子集、琴棋书画、医卜星相等，其内涵和外延与当前语境中的“国学经典”基本一致。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古代藏书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一种体现。无数藏书家用自己的道德人格、学识涵养昭示着后人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人类学术的递进离不开教育的发展，国学教育的发展依托于典籍收藏，经典传播为学术和教育的进步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一个时代典籍的繁荣也反映了该时代学术和教育发展的高涨。如宋代，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及活字印刷术的应用，市民的文化素质逐渐提高，经典阅读的需要逐渐提升。一些藏书家或者书商，开始刊刻版印书籍，这大大降低了经典失传的风险。宋代加强了国家图书收藏和修撰，设立了“馆阁”制度。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合而为一，建立崇文院，“畜天下图书，待天下之贤俊”。馆阁藏书的功能主要是“公开借阅流通”，“为公私著述提供资料”，“编制朝廷藏书目录”，“提供正本用于出版”。［1］馆阁藏书和教育，再加上书院、私家藏书和教育，促进了宋代学术发展并达到中国文化史上最高水平。古代藏书尤其是私家藏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保护和传播经典，为教育和学习提供典籍，及促进学术文化发展等方面。清代江南学术的发展就清楚地显示了私家藏书和学术、教育之间的关系。张之洞《书目答问》附录《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所列校勘家36人中，如黄丕烈、孙星衍、鲍廷博、秦恩复等多人都是藏书家。另外，由于藏书兴趣相投和对于学术研究的爱好，清代许多学者都和藏书家成了好朋友，如钱大昕、段玉裁等与黄丕烈，惠栋与朱奂等。他们的交往使得学术与藏书交互辉映，成为一道令人景仰的文化景观。古代藏书和学术教育发展相辅相成。桑良至举明代藏书家祁承邺《淡生堂藏书约》为例，分析指出其“藏书本是为了育人”，［2］不能把私家藏书与求田问舍相提并论，许多藏书家认为满屋金银不如一部绝世经卷，遗留万贯金银与子孙反不如留下积学修身的经典。清代江南的经济文化环境促进了藏书事业的发展，藏书家和藏书楼的存在又推动了江南学术尤其是朴学的发展。诸如天一阁、汲古阁、千顷堂、绛云楼等动辄藏书万卷，这也促成了一些学术家族的形成。如乾嘉学者中的高邮王氏、武进庄氏等。学者钱大昕与其弟、子、从子等形成了一个家族学派，郡望翘楚东南一带。这种藏书和学术世家在清代江南是非常典型的。再如徐树兰1897年设中西学堂的时候，为弥补学堂文化底蕴的不足，提倡藏书楼“与学堂相辅而行”。其办藏书楼也是为了解决贫寒而好学的年轻人读书困难问题，由此可见其发展教育、培育人才的拳拳之心。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是中国古代藏书楼向现代公众图书馆转变的一个过渡环节，其对推进文化教育、惠及乡里子弟作用巨大。

二、古代国学传播与藏书活动

清代学者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中说:“尝叹读书难，藏书尤又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读书、藏书和图书聚散密切相关，国学经典传播常借助于藏书活动。一定意义上言，藏书史就是经典传播史。古代藏书主要有官府、寺庙、书院和私家四种类型，四者在图书收藏和传播上各有特点，都为我国文化发展做出贡献。官府藏书主要是为统治者服务，如在汉代私自借阅、抄写皇家藏书是违法的，馆阁藏书仅限于皇帝、近臣、考生和特许读书者。朱元璋曾说“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读者也局限于皇族和官员。只有国子监和翰林院的图书传播范围大一点。毋庸讳言，在古代，“处于中心地位的官府藏书具有的总体封闭性、保守性就对历代各类藏书楼起着不容忽视的示范作用，进而对中国典籍与文化的传播产生了负面影响”。［3］寺院藏书传播范围大一些，僧人信徒甚至于地方学者官员都可借阅。书院藏书的传播状况和寺庙有点相似，服务目的多是为教育生徒。古代私家藏书占了相当大的分量，但是图书传播范围不大。很多人重藏不重用，甚至有人藏书只是为了颐养性情、附庸风雅，或居为奇货、待价而沽。古代图书的收藏和传播并非一对矛盾，也正因为有了收藏，图书才得以传播。古代藏书家并非全是惜书如命，读者对象也不局限于家人或者亲朋。如三国时向朗“开门接宾，诱纳后进”(《三国志•向朗传》);西晋时范蔚开放七千卷藏书，“远近来读者，恒百余人”;《南齐书》载沈约“书多与人”，时人非常敬仰，临沂人王筠“清净好学”，多次受到沈约赠书;五代时石昂“家有书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无远近，多就昂学问。食其门下者或累岁，昂未尝有怠色”;宋代宋敏求藏书三万卷，皆三五校，置复本，供人阅读;苏东坡贬黄州，载书万卷，喜借人读;清代藏书家徐树兰“不以所藏私子孙，而推惠于乡人”。可见很多藏书家都注重典籍传播，乐善好施，播惠士林，甚至对外开放或者捐为公用。古代私家藏书对经典传播所起作用不可小觑。官府、寺院和书院藏书常常会因为战争、统治者好恶等因素而毁于一旦，层出不穷的“书厄”使官府藏书很不稳定。汉武帝时就提倡百姓“献书”，历代不乏官府大规模的征书活动。乾隆间为修《四库全书》征书，天一阁挑选638种珍本献给朝廷，其中96种珍本直接收入《四库全书》，另有473种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为此乾隆帝赏赐天一阁一部《古今图书集成》。天一阁著录的书籍加上知不足斋鲍氏被采用的图书379种，两者之和超过了《四库全书》著录的宫廷“内府本”，足见私家藏书作用之大。清末藏书家丁丙、丁申兄弟“八千卷楼”保护在太平军破杭州城混乱中散失的文澜阁《四库全书》事迹尤其值得称道;同样让人赞叹的是丁氏后人在日本人觊觎这部分藏书的时候，激昂大义，以低价售予江南图书馆，保全了图书。余述淳认为:“私家藏书系统的生存机制极强，其分散零藏，彼此聚散、频繁兼并的特色，使其具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坚强韧性及“西方不亮东方亮”的广泛可适性。同时，“私家藏书为其他藏书系统提供了稳定而可靠的藏书来源”。［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