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尔扈特西迁东归的哲学探索

作者：桑克文 蔡彩 哈热 单位：巴音学院职教研究所

1630年左右，我国卫拉特蒙古土尔扈特部15万余人、还有部分杜尔伯特、和硕特、辉特等部1万余人迁徙到伏尔加河流域栖牧，由于西迁主体为土尔扈特部，且西迁组织领导者和鄂尔勒克本人也是土尔扈特部克烈特人，故史书一般称土尔扈特部西迁①，这种提法并无不包含其他部落的意思,而恰好体现了判断事物以其主流为基本依据的观点。1771年由于这些西迁部落的人民情系故土，且不堪忍受沙俄的欺压，在年轻的首领渥巴锡带领下，武装反抗，举部东归，成为震惊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个重大事件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关注，他们或著书立说，或纷纷发表论文，各抒己见，使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工作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态势。

对西迁和东归的原因，学术界各抒己见。对西迁就有：恢复成吉思汗领地说；卫拉特蒙古内部不和说；因牲畜头数自然增长，寻求新的牧地说；封建领主之间内讧说等。对东归就有：因宗教信仰存在差异而东归说；情系故土，反抗沙俄欺压而东归说；以归顺为名而实欲返居伊犁说；甚至个别的也有以适应现在人的政治需求进行主观推论而得出流行结论的等等。

笔者是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又是土尔扈特后裔，对我的祖先土尔扈特的基本历史也大体了解，加之最近我们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正在策划、论证包括东归文化在内一道文化墙，我是东归文化篇的执笔者。由于是石雕的，笔者对每一个字都需要有历史性的责任感。为了准确撰写仅200多字的“万里征战回归祖国”一文，笔者不得不翻阅大量的相关文献资料，对土尔扈特西迁东归事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再说，哲学是世界观，在运用或解释历史现象时，具有方法论的作用，加之东归事件本身就存在哲学方面的因素。因此，我想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把西迁东归现象放在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加以考察和研究，提出一点陋见，与大家商榷。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我们大家是熟悉的，“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把这个思想具体地实际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②无论我们研究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也好，还是挖掘该事件对现实的意义也罢，必须充分重视研究的出发点及思想方法问题。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研究西迁东归原因不要将政治、经济原因人为分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即某一历史阶段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所形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能适应，或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首要生产力是人）的发展，甚至严重威胁到生产力的正常存在和发展的时候，首要生产力及其他们的组织者必然将会以某种政治行为，如武装反抗、大规模迁移等形式做出反应，以保全自己的部族的生存和防止部族灭绝。这种情形在人类历史上是出现过的。在草原民族的历史上，由于生产资料转移较为灵活、方便，且草场总不能满足游牧生产的需要，对内对外都可能出现争夺草场的纷争乃至政治斗争，迁移就出现的要多一些。因此，笔者认为，在研究土尔扈特部西迁东归的原因时，我们应当防止将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人为分割开来的倾向。土尔扈特部是蒙古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还应当从民族的特征及其特征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考察、研究这个问题。

什么是民族?斯大林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①民族的四个基本特征之间是互相联系、互为条件、互相制约的。在四个特征中，一般来说，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是民族产生和形成过程中的关键，其中共同经济生活应该是核心内容，是共同语言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形成的空间条件和物质基础。而共同的语言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又促进了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的发展。而民族一经形成后，在四个基本特征中比较稳定，保持时间长久的是共同语言和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而且应当指出，对于草原民族来讲，民族特征中的“共同地域”是相对移动的地域，这就使得共同经济生活越发处于更加突出的地位。

土尔扈特人的祖先是古代蒙古克烈特部的后裔，也是卫拉特部蒙古的一支，是蒙古高原古老而英雄的部落。从其产生、发展的历史来看，基本上是为了生存和发展处于迁徙游牧状态的。早期为了结束蒙古各部各自为政，长期混战、严重影响蒙古民族生产力发展的局面，与铁木真合作并协助他统一了蒙古诸部落；后来为了寻找新的游牧地迁徙到伏尔加河下游一带；再后来为了保存最主要的生产力———被俄国女皇强征充当炮灰的青壮年的生命，武装反抗，举部东归。他们的重要行动没有哪一件是脱离经济原因的。土尔扈特人有一句俗话：政治就是解决人的吃饭问题。加以理论化，其实就是：政治就是经济的表现。此话很有哲理，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也是他们长期动荡生活的总结。

什么是土尔扈西迁的真正原因呢?历来众说纷纭。渥巴锡在承德曾向清政府官员讲述了其先世西迁原因，他说；“我阿玉奇汗之曾祖和鄂尔勒克，原栖牧于伊犁以远额什尔努拉等处。在巴图珲台吉之时，我四卫拉特内部，不甚和睦，且因我所居之牧地不能容之。对此，和鄂尔勒克遂携其子弟书库尔岱青、诺雅特等前往俄罗斯之额济勒（伏尔加河）地方栖牧。”指出了西迁的政治经济原因。①作为政治家，渥巴锡将政治原因“我四卫拉特内部，不甚和睦”放在前面加以叙述，而经济原因“且因我所居之牧地不能容之”紧随其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成立的。但作为研究者简单的按此顺序加以论证，是值得商榷的。我们可以设问：四卫拉特内部，不甚和睦的原因是什么？难道不是由于人畜增长、牧地不能容之吗？至于东归的主要原因，我国著名学者马大正先生在《卫拉特蒙古史纲》一书中论述的很清楚了。1731年至1732年间，俄国政府鼓励成千上万的顿河哥萨克举家迁徙到伊罗夫里河和伏尔加河之间居住，并为此建立了伏尔加河的哥萨克军队。哥萨克人居民点在土尔扈特人传统游牧区的激增，“引起了卡尔梅克人的怨恨”，土尔扈特人民与哥萨克移民经常发生公开的冲突。1765年9月20日，渥巴锡向阿斯特拉罕省长别克托夫提出抗议，如果俄国移民继续增长，卡尔梅克人的畜牧业将不可避免地由于饲料不足而崩溃……俄国的移民政策给土尔扈持蒙古的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使卡尔梅克游牧区的土地逐渐缩小，这一政策打击了那些拥有成千上万马群、牧群和人口众多兀鲁斯的大封建主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加剧了卡尔梅克居民生活条件的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