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哲学论文
作者:贺来 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俞吾金教授的《实践与自由》是以30篇近年来发表的学术论文为基础形成的,全书包括三个内在联系的部分:一是“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背景”,二是“马克思哲学的深度阐释”,三是“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该书涉及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史上的诸多具体问题,但在该书表面似乎较为松散的结构后面,实质蕴涵着一以贯之的“深层语法”,那就是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围绕着“实践”与“自由”这两个核心概念,揭示马克思哲学被掩蔽的现代哲学特质,显明马克思哲学在历史中不断被遗忘和扭曲的现代哲学精神,从而推动哲学观念变革,可以说,这构成了该书最为根本的思想关怀和理论旨趣,也是其最有贡献和价值之处。
一、从现代哲学的视界重新发掘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哲学作为“现代哲学”,必然有其作为现代哲学的思想酵素和理论背景。正如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所言,“所有伟大的事物都只能从伟大发端,甚至可以说其开端总是最伟大的。渺小的东西则总是从渺小启端,如果说这种渺小的开端也有几分伟大的话,那只在于它使一切都变小了”[1](P17),从前辈那里所接受的思想和精神恩惠,构成伟大哲学家成为伟大的不可缺少的思想开端。这对于马克思来说也不例外。就马克思而言,影响其哲学的思想酵素和理论渊源所达至的高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马克思哲学所达到的思想高度,而对于后来马克思哲学的阐释者来说,在何种思想水准上领悟马克思哲学的这种思想酵素和理论背景,也深刻地影响人们对马克思哲学所可能达到的理解水准和高度。俞吾金教授《实践与自由》一书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要重新阐释马克思哲学的理论背景与思想酵素,揭示对马克思哲学致思方向和理论精神具有根本性意义的重大思想源头,从而彰显马克思哲学作为“现代哲学”的思想高度和理论性质。
在《实践与自由》中,俞吾金教授向我们展示了两条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酵素和理论渊源的可能视界或理路:第一条将把马克思哲学拉回到近代哲学的框架中;另一条则将把马克思哲学领会为现代哲学的重要开创者和奠基者。第一条理路把马克思哲学的思想酵素和理论渊源概括为一个简单的公式:马克思哲学的思想来源=“合理内核”(黑格尔辩证法)+“基本内核”(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2](P1)按照这种观点,马克思哲学的思想酵素和思想渊源主要包括两个因素:一是剥离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而吸收了其“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二是超越了费尔巴哈“非科学”的、“非辩证”的因素而吸收了其“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马克思首先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终极成果”即黑格尔的辩证法,同时为了克服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神秘因素”,他又接受了费尔巴哈这一“中介环节”的“基本内核”,来对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改造。通过这种“综合创造”,马克思形成了“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并把唯物辩证法或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到历史领域,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很显然,这是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来源和理论谱系的最为流行的版本,“经过前苏联、东欧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不断修正、提炼和概括,上述神话已经内化为人们心目中的权威式结论,甚至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了”[2](P1)。熟知并非真知,这一不断重复的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来源的教条式见解既不符合“历史实情”,更不符合马克思哲学的“思想实情”。
首先,这个见解不符合“历史实情”。俞吾金教授在《实践与自由》一书中以丰富而翔实的文献为基础,对此进行了有力的论证。俞教授引用了马克思自述其思想历程的著名论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其思想发展作了最为权威的叙述。在马克思对自己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历程的回忆中,根本没有提到费尔巴哈,而是通过对现实斗争所涉及的物质利益的思索和对法的关系的根源的追溯,开始关注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论述的市民社会问题,由此走上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道路,并因此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学说。[2](P15)而且,马克思有专门的明确论述:“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3](P51)这已经十分清楚地向人们说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二者有着根本性质的区别,前者以“社会历史”为研究对象,后者则满足于对抽象“自然”的直观,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所谓“费尔巴哈的阶段”,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并没有发挥“基本内核”的作用。这一“历史实情”表明:后人把连马克思本人都没承认过的思想酵素和理论渊源强制性地“判给”了马克思,要求马克思“无条件”地接受。
更加重要的是这个见解不符合“思想的实情”。俞吾金教授在《实践与自由》中深入论证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辩证法”,这种简单的加法,既不能克服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也不能克服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同时又失却了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重要成果,因而所产生的只能是一种低于其前辈水准的奇怪混合物,而绝不能是马克思的哲学创造。一方面,以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根本不足以克服黑格尔辩证法并拯救其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俞吾金教授引用马克思的论述说明这一点,“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的唯灵论”[4](P355),以费尔巴哈的“物质”和“自然”来颠倒黑格尔的辩证法,不过是试图以“抽象的唯物主义”取代“抽象的唯灵论”,正如海德格尔所言,“颠倒的柏拉图主义仍然是柏拉图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与“抽象的唯灵论”表面上截然对立,但实质上殊途同归,内在相通,二者都是“抽象的柏拉图主义”,而柏拉图主义之间是无法相互克服的,它们的简单相加更不能实现理论范式的创新。很显然,从此出发,必然无法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变革与现代哲学意义。破除马克思哲学的思想酵素和理论背景问题上的虚假神话,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揭示马克思哲学思想来源上真正具有现代哲学意义的要素和营养。正如《实践与自由》的书名一样,俞吾金教授对此问题的阐释是围绕着“实践”与“自由”这两个关键词而展开的,也正因为此,康德哲学的重大意义得到充分的彰显,用作者的表述就是,“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2](前言)“实践”是马克思哲学的核心范畴,马克思哲学属于“实践哲学”而不是“理论哲学”范式;消解“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推动人的自由与解放,是马克思哲学的根本性理论旨趣。“实践”与“自由”这两个关键词,是马克思作为现代哲学的奠基者和开创者的重大标志,而这二者,都与康德这位哲学史上划时代的哲学家有着极为密切、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