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基础教育
本文作者：唐盈盈 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观照”原是一种佛教修慧的方法，即用心光向心中看、向心中照，后来引申为静观世界、以智慧来照见事理。由此观知，“文化观照”便是指当若干事物存有差异的时候，以文化的智慧来观察、审视、比较和思考问题。文化是人类生存的环境，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受到文化的影响并随着文化的变化而变化———文化决定了人的存在。课程是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毫无疑问，它也受到了文化的制约；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的课程更是受到了少数民族文化、贫困文化和农村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无论是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还是课程评价，都折射出了文化的丰富内涵。本文正是从文化的视角，观照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的特殊性，希望能从深层的文化层面对其基础教育课程有一个深入的了解。
一、民族文化———民族自尊影响下的文化自觉
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因而，中华民族的文化也应当是多元一体的，各少数民族的文化与汉文化一起，构成了绚烂多姿的华夏文化。文化的基本结构包括了三个层面：处于最表层的是建筑、工具、器皿、服饰、雕刻等物态形式的物质文化；中间层次的是制度文化，即存在于个人、社会乃至世界之间的种种关系，表现为道德、规范、法律等制度的形式；精神文化属于文化的深层结构，虽然没有见诸实物，却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包括了哲学、宗教、科学、艺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形而上”的表征形式，民族自尊就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民族自尊是一个民族在共同历史发展、共同地域和共同经济生活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民族成员真正接受了所属群体的规范、情感和追求，并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之后，深藏于意识之中的一种稳定的心理状态，为现在和过去的所有民族成员所共有。民族自尊一旦内化，便不容易动摇和改变。内化了的民族自尊使少数民族成员尊重自己、尊重自己的文化，对本民族文化的存在、传承和发展及其权利、形象、地位、影响等自觉地认同与关切；而内化了的民族自尊外化为行为，就是自觉维护自己及本民族文化的尊严，不容许别人的歧视与侵犯。
自尊与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声望与安全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个失去自尊的人将会是一个没有自我的绝望的人，会被社会所抛弃。因此，无论哪一个民族，它的骨子里都会透出一种民族的自尊，在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社会中更是如此。龙胜各族自治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境内现居民族有苗、瑶、侗、壮、汉等10个民族。作为其中某个民族的成员，他们总是为自己民族的振兴而欢欣鼓舞，为自己民族的衰退而灰心沮丧———民族自尊就这样成为民族文化自觉的心理基础。“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一生极力倡导的一个文化概念，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意味着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1］文化自觉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的自我觉醒是第一步，也是文化自我反省和自我创建的基础。一个民族的成员只有认同了自己民族的文化，能够自觉体验和感悟本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自觉探索和追求本民族文化的历史觉醒，才能在这个多元文化的世界中确立自己的位置，达到文化自觉。在龙胜，各少数民族的传统中都蕴藏着这种文化自我觉醒的意识，譬如：红瑶至今仍穿着鲜红的传统服饰；壮族至今仍流传着一句古训“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而如果你问起侗族文化，侗民们也会很自豪地对你说“侗人文化三样宝，鼓楼、大歌和花桥”……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龙胜的各少数民族已经具备了文化自觉的特征，他们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在新的多元文化环境中，没有放弃本民族的文化，而是坚守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保持着本民族的文化特征。
这样一种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坚持，也影响到了民族贫困地区农村的基础教育，使学校在课程内容的设置上不愿放弃少数民族的文化，实现了少数民族文化在课程内容文化中的“自觉”：“我觉得应该开发一些具有我们龙胜地方特色的乡土教材呀、本地资源呀，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是应该传承的。……如果一个人不爱家的话，他就不会爱乡、爱县，也就谈不上爱国了。如果他连自己（的家乡）都不爱的话，你叫他怎么爱国？所以你必须了解本地区的文化，连本地的文化都不了解，大的东西（爱国）也谈不上了。”（S中学校长访谈内容）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S中学在体育课中增加了竹竿舞等少数民族运动项目，在音乐课中增加了少数民族山歌的单元，等等，这种附加的课程内容与国家课程一起构成了S中学课程的整体。但由于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学校缺乏将少数民族文化与国家主流文化整合起来的意识和能力，这两种文化在课程内容中是相互独立、彼此分离的，于是，“两张皮”的现象出现了———与汉族城市地区相比，民族贫困地区农村基础教育课程内容中除了国家主流文化以外，还多了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代表的地方文化这一张“皮”。
二、贫困文化———自卑心理影响下的文化危机
“贫困文化”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Lewis）提出的。刘易斯在对美国社会的研究中发现，生活在城市贫民窟、犹太人居住区和违章住户聚居地等贫困环境下的穷人具有十分相似的人际关系和价值观体系，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和价值观体系使他们区别于富人的社会文化，这就是贫困文化。贫困文化是造成贫困地区经济社会不发达的一种文化价值形态，研究贫困文化可以对贫困的起源、形式和后果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从而帮助相关政策的制定和穷人应对贫困。刘易斯“贫困文化”的研究背景与我们所讨论的贫困文化的滋生背景———民族贫困地区农村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城市贫民窟，后者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民族农村地区。因此，我们不可一味套用刘易斯的贫困文化理论，但他的研究仍有可鉴之处：龙胜各族自治县是国家级的贫困县，这里的农民长期生活于物质资源贫乏的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贫乏的精神状态（“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而精神上的贫乏又加剧了物质上的贫困，形成了一种周而复始的贫困文化循环模式：物质贫困—精神贫困—物质贫困，和令当地人难以摆脱贫困的阴影。贫困文化最突出的一个特点———“自卑感”，即自卑心理，制约着龙胜各族自治县基础教育的课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