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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真实电视研究途径及启发

2021-4-9 | 传播学论文

作者:王华 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在过去的一年里,国内最风趣、公众反响最大的两档电视娱乐节目,当属沪宁两地的《中国达人秀》和《非诚勿扰》。两档节目皆为真实电视,且都获成功,它得益于栏目背后强大的团队努力和社会的广泛参与,也得益于对欧美真实电视节目模式的熟练运用。其实,从早期的《今日我们相识》、《生存大挑战》到后来的《超级女声》、《赢在中国》,中国真实电视创作的起步与发展深受外部节目形态影响。真实节目从1980年代末开始走入欧美电视荧屏,当时不啻为一项重大电视革新,大家熟悉的《幸存者》、《阁楼故事》都是其中的代表。

一、节目本体研究

如何定义和理解真实电视类型呢?英国斯特林大学电影和媒介研究系主任理查德?科尔伯恩早在1994年就撰文考察了真实电视节目特性及其广受爱慕原因。科尔伯恩认为,影像与“真实世界”的直接联系,或者说有多少真实可以在影像中呈现,是人们长期所关注的。在时事新闻和纪录片生产中,电视也一直把“展现事物的本来面貌”作为指导原则之一,强调一种“真实感”塑造。随着对电视的日益了解,观众也逐渐意识到在荧屏上所看到的是一种建构的真实,特别在电脑技术时代,荧屏形象比以往更容易被合成与操控。科尔伯恩在界定真实电视节目时认为,这种节目形式有时用于生活观察类纪录电影生产,有时用于描述植根现实生活的小说戏剧,但它应该包括三个层面:借助影像设备,记录个人或团体生活事件;通过各种戏剧重建方式,模仿真实生活事件;通过合适的剪辑方式,把材料合并成一种动人的包裹式电视节目,以提升它们的真实力量。概言之,真实电视不是专门依赖真实脚本,而是现场交谈、真实材料、戏剧重建和观众各式参与的一种混合。不论何种形式,真实电视制作者的首要目标在于提高共享经验和生活现实的品质。由于人类自主性、想象和认同心理,观众在家里收看节目时,往往会觉得节目中呈现的那些事件也有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许他们就是下一期节目中的明星主角。科尔伯恩写道,真实节目缘起美国,1987年,NBC是第一家和真实表演秀发生关联的公司,出品了《未解之迷》,各大电视网也都很快投入制作了急救、犯罪、警事服务类真实秀,如CBS的《急救911》和《真实生活英雄》、FOX的《警察们》和《美国最需要的》等。[1]伦理问题是真实节目本体研究中的一个经常性话题,与之相关的隐私、家庭生活、私人领域和公共景观话题被大多研究所关注。《拍摄人民:真实电视中的冒险者们》一书探析了真实电视类型以及新媒体的伦理问题。作者讨论了真实电视节目生产中的非公众性争议话题并提问了社会和参与者在节目中失掉了什么,他们思考了真实电视的未来和那些具有危害倾向、隐私和非人性而不适于广播的内容如何处理。[2]新千年电视节目有一个明显的转向,即从对信息和教育内容的强调转入对娱乐内容的强调,真实电视节目可以说是信息内容和娱乐内容的一个分野。2004年,针对真实电视的研究论著也相继出炉。《真实电视:被观看的职业》一书认为,从立足客观的真相电视(factualTV)到真实秀电视,真实电视是电视变革时代的一种崭新样式,是“新千年最热门的节目趋向”。作者从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主题上探寻了媒介转型和节目生产意义,还考察了与真实电视相关的公众参与、互动性、纪录性、监视和私人生活、社会实验、干涉现实等问题。[3]《理解真实电视》一书涉及了真实电视发展阶段、欧洲各国针对真实电视的公共讨论、《老大哥》如何让普通人变成名人、社区意识形态控制、生活方式节目和社会阶级、婚姻和母权的理想化、同性恋呈现、好莱坞对真实电视的反应、《幸存者》迷研究等问题。书中指出,真实电视是一种综合节目,它与纪录片形式密切关联,研究者甚至预测,随着英国电视回归高质量的纪录片生产,生活方式节目和《老大哥》节目会逐渐消失,因为“人们希望在电视上看到的是真实生活,而不是真实电视”[4]。著作《<老大哥>国际化:模板、批评和公共性》直接触及了真实电视的国际化问题,这种“国际化”不仅包括具体内容,还包括对真实电视不同的分析方法和认知水平。著作从公共意识和特定公众态度、文本特征、多媒体相互作用三方面分析了《老大哥》的各种国际版本,进而讨论了真实电视与社会变迁、道德文化间关系、公共领域和私人空间划分、公众对于表演真实性争议、观众意识在媒介文本生产、接受和协商中的作用、文化多元性和真实电视对于种族、后现代性、权力抗争的意义、本土化与多平台创新等问题。[5]

二、真实电视、种族和女权主义

女性参与者在欧美真实电视节目中是一直在场的。2006年,南加州大学两位研究者将“美国小姐选美比赛”和“整容真实造型秀”两种女性展演放置在生产它们的文化和政治情境下进行了一次比较,认为从美国小姐比赛到整容造型秀,不仅仅是一个节目变迁问题,也表明了对美国文化中整容手术文化实践日趋普遍的认可和人们通过形体改变而实现个人抱负和成就,“吸引我们的不是电视类型的转换,而是这种类型所产生的对妇女气质的重新界定。”[6]文章关注了妇女气质主导标准和主流女权运动之间动态关系。美国小姐选美节目将美国小姐和国族相连,一位“完美”的美国女性公民被定义为白种的、异性恋的或具备附属性气质的,选美竞争者身体是美国的象征,女性身体被规训和打造成一种自由主义象征,而赋予的这个标准是白人中产阶级标准。到了20世纪末,后女权运动成了美国主流,特别被青少年女性所推崇,这种消费性后女权运动是个体化的和基于个人选择或个体平等所建构的,而非历史女性主义者所强调的国族象征、社会变迁和解放。它也是《天鹅》和《改头换面》等真实造型秀的女性主义思想,其中,身体解放,整形愉悦和个体赋权功能,都成了女性身体重新客体化的正当性理由,女性通过改变自身形貌而实现一种成功与个人理想。同时,女性是独立和强大的,一直是女性主义建构目标,商业主义则策略性地将这种意义化作为最有效的市场策略。个人外科手术转变与后女权运动和现代商品文化是一致的,所有造型节目都是关于成为一个更好的“你”,真实电视精细地暗示,个体选择和快感是消费主义促使的,具体通过整容手术、新衣服、新房子、轿车而获得。于是,现代气候下媒介所呈现的妇女想象,成了富有侵略意义的市场策略一部分,而不是美国主流性别关系下的社会和政治变迁暗示。“真实造型电视秀统一化的妇女气质不是想在传统美国公民资格的完美性方面做出什么,而是想在消费文化领域营造的个体自我礼赞上做的更多,也就是‘消费者公民资格’。”[7]无论是整容术在媒介技术和消费文化情境下让普通人上升为文化英雄,还是真实电视如何建构某一群体想象,真实电视的种族呈现问题也经常被与女权主义一起被放大和探寻。《单身汉:伊斯兰闺房中的白色》考察了真实相亲秀《单身汉》中的种族和性别图景,特别注意到这些电视秀是如何借助拍摄和编辑给予了白色特别地位。在对比参与者情况时,《单身汉》有时候将种族和少数族裔当做奇特的他者,这也证明了当前人种和性别成见是如何被媒体强化的。[8]真实电视在一定程度上将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的那些性别、族裔、年龄等方面的弱势群体,纳入了公共视野,使得这些人群纷纷透过参与节目、口述日常等方式,以普通人的经验和观察走向了以前为名人们所占据的前台,契合了人们追求民主、平等和个人主义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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