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伦理生态发展探索

作者：詹秀娟 单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

在２００７年南京召开的阿登纳跨学科伦理会议和国际生命伦理学会议上，以韦钰院士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明确指出，当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或一定高度时，制约科技发展的“瓶颈”不再是知识问题或智力因素，而是道德问题或伦理环境因素；同样，以恩格哈特为代表的西方道德哲学家也认为，科学技术的最新进展如生殖干预技术、克隆技术、生物医学技术、信息网络技术、新能源利用技术等不断突破我们原有的伦理架构和道德底线，使社会的伦理环境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反过来又会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２１世纪科技伦理问题越来越突出，我们时代的智识之士已经深刻意识到对科学技术进行伦理思考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因此，这使得在什么层面上思考和以什么方式切入科技伦理问题变得紧要起来，这意味着，唯有先思入科技伦理之所以成为问题的本质，才能真正进入思考科技伦理问题的视野，展现出科技与伦理相互关联和相互契合的内在维度，进而探究出科技伦理在２１世纪发展的可能路向。

一、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视景下的科技发展之困境

古希腊科学通过沉思性的观察方式，以“理论”的样态呈现出来，不关涉与人们生活相关的技艺制作。在重视“思”的精神生活氛围中，科学根本不屑于为技能和技艺的改进发挥理论驱动功能，它只是用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让人们知道真实的原因，通过这种方式服务于人们对世界观的理解和确立。作为“理论”的古希腊科学切近的是人的内在精神生活，没有涉及与技艺制作之间的功能关系，而近代科学把实用目的引入到知识的基本功能之中，开启了崭新的维度“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１］，这一维度彰显出科学在现实生活和实践行为中的效用性，建立了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功能关系，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是它固有的张力。近代已经架构出它们相关联和进一步发展的桥梁，高科技的出现是这个基础完善的结果，也是使得这个基础进一步完善的新起点，它彰显出了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的特征。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今天科学理论研究水平的每次突破和提高都是在与技术的每次发现和突破的相互作用中得以实现的，这意味着“科学为了其自己的理论目的，需要一个日益精巧的、有强大物质力量的现代技术作为它的工具，这种工具是科学自己给自己生产的，就是说，科学向技术订购了这种工具”［２］。今天的科学自身具备着技术的本质特征，科学向技术订购的自产自销的工具来自科学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科学凭借技术这种工具所进行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成就，将开启出为世界所角逐的新领域。反过来说，技术将以此领域为新的起点进行实践并在整个世界内发挥作用，它以其经验为科学提供滋生问题的温床，科学以此为手段提高理论水平。从这个层面上讲，科学是为解决技术在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而产生的，沿着技术实践给定的方向来完成自己的使命，科学在借助工具完成使命的过程中又会发现新的东西，而这些新东西又将成为技术实践的新起点。这个过程无须假借外力，自身就具有无限循环的动力机制，科学和技术在这种相互反馈的运动过程中共生共长、相互依存。在这种相互反馈的运动过程中，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功能关系以非常醒目的方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通过科学和技术完全嵌入相互之间的功能关系中体现出来，而它们的完成只能借助于科学和技术的功能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的落实，并且这种落实反过来又会深化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功能关系，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体性的链条式关系，不能在它们之间进行明确的区分。科学不再与技艺制作无涉，而是与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应用领域相关联，与技术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们的突破以彼此的发展为前提，且这种突破被迅速地应用到生产领域。通过这种方式，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和突破找到了实验和证实的平台，以这个平台为基础，科学和技术为这个平台提出的问题寻求新的解决之道，谋求自身的进一步发展，而它们之间的每次突破都会被快速地应用到生产领域中。

这一点即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无疑是当代科技发展最典型的特征，它的生命力源自于三者之间的彼此相互允诺，“进步”是它们可以相互允诺和得以继续相互允诺的动力和目标。自培根以来，知识给予人类的允诺是它能够不断地促进人类进步，“隐藏在这一看法背后的，是认为知识或者认识的历史可能是一个不断的、直线发展的，即进步的历史”［３］。科学的无限期的进步为技术的不断进步开拓发展和选择的空间，这一反馈的结果就是技术的进步为科学的进步拓展了提升的平台。它们进步的内在动力对人们的现实生活的允诺，就是不断地把它们的成果投入到生活的实践领域和生产领域，所带来的显著后果是生产力的提高，而这一行为将被视作它们持续进步的新起点，以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为特征的科技发展向世人允诺的理想是它能够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进步。

但“‘进步’并不是一个中立的术语，它是有特定的前进目标的，这些目标是根据人类处境的种种可能性来确定的”［４］。进步并非中立性地携带着特定目标前进决定了进步具有特定的意图，它的特定意图建立在改善人类处境的种种可能性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它的某些特定意图终将以改善人类处境的某种或某些其他可能性为代价，因为它不可能穷尽改善人类处境的所有可能性，并且从逻辑上来看，它也没有办法和能力来预先断定哪种可能性能从根本上改善人类的处境而不至于遭受严重的负面效应。因此，科技发展的持续进步为了实现特定目标，对现有的生活状况的改变或破坏，将面临着失去从整体上真正改善人类处境的可能性，遗漏能够真正改善人类处境的条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失去和遗漏会形成强大的负面效应，冲击着科技发展所允诺的持续进步，并让这种允诺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甚至有可能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当科技发展趋近这个临界点时，它就会遭遇生存的悖论。由为着实现进步的理想要求而来的特定目标，可能会在某个方面甚至从根本上摧毁进步的理想；悖论的产生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内部。遵照科技发展内在逻辑的要求允诺进步并确定某些特定目标，势必会把科技发展推向悖论的生存境地，因为它不可能一劳永逸地确定某些特定目标，它要求的是无限地进步和不断地确定某些特定目标，而这些目标有可能会在下一个阶段被断然地否弃。否弃是它的内在旨趣，它指向某些特定的外在目标，而不会为这些外在目标作任何停留，它需要的是不断地实现和不断地否弃。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存在的目标都不能体现出存在的目的和意义，对进步的允诺而言，这些特定目标都是作为手段而被希求的，意欲改善人类处境的最初目的竟然沦落为使得游戏得以永恒进行的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