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农民工精神健康

作者：孙琼如 侯志阳 单位：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一、调研背景与目的

新生代农民工指出生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年龄在１６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在中国１．５亿进城务工的农民中，１９８０年后出生的约有１亿人，占６０％多［１］。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呈现“三高一低”特征：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期望值较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较高，工作耐受力较低。随着２０１０年中央１号文件提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以及富士康员工“连续跳”事件的发生，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况引起了社会各界高度关注。为深入了解这一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状况和精神生活质量水平，我们开展了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护和生存状况、精神文化生活、精神健康的系列调研，以期发现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质量的因素，提出改善他们精神生活，促进社会和谐的对策建议，为相关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二、调研数据来源与方法

本调研报告的数据来源于我们三次系列调查。一是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劳动权益保护和发展状况的调研。调研时间为２０１０年９月２５日到１０月末。这次调查我们在不同行业的企业，按目标抽样的方法发放问卷。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３５０份，回收３３５份，回收率９５．７％，其中有效问卷３１８份，有效率９４．９％。二是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的调研。本次调查从２０１１年７月起至８月结束，采用立意抽样的方法选取调查对象。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行业，我们主要在泉州市区和晋江市一些建筑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选择１０多家企业发放问卷。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６５０份，回收４４０份，回收率６５．８％，有效问卷３７８份，有效率为８８．３％。三是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的调研。这次调查主要在２０１１年９月至１０月进行。本次调查内容较多，样本规模也较大。问卷题目围绕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信息、精神文化生活条件、精神文化生活内容、精神文化生活总体满意度四方面设计，共４３题。考虑样本的代表性，本次抽样方法为多阶段整群抽样，先按地区抽样，再按企业抽样，共抽取了３０多家企业。调查共发放问卷２０００份，回收１７６２份，回收率８８．１％，通过对问卷的严格筛选，有效问卷１５５０份，有效率８７．９％。

三、调研结果与分析

１．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健康状况不佳

（１）采用心理学中常用的症状自评量表（ＳＣＬ－９０）测量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不佳。ＳＣＬ－９０量表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精神健康测试量表之一，此前已经有用于华人研究，可信度很好［２］。量表用于评估１３岁以上人群的精神健康状况，其中包含九个因子：躯体化、强迫、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一共有９０项指标，共分为以上９个因子构成９个维度，加上一个其他因子维度，总计１０个维度。１）躯体化：主要反映身体不适感，包括心血管、胃肠道、呼吸和其他系统的不适，和头痛、背痛、肌肉酸痛，以及焦虑等躯体不适表现。２）强迫症状：主要指那些明知没有必要，但又无法摆脱的无意义的思想、冲动和行为，还有一些比较一般的认知障碍的行为征象也在这一维度中反映。３）人际关系敏感：主要是指某些人际的不自在与自卑感，特别是与其他人相比较时更加突出。在人际交往中的自卑感，心神不安，明显的不自在，以及人际交流中的不良自我暗示，消极的期待等是这方面症状的典型原因。４）抑郁：苦闷的情感与心境为代表性症状，还以生活兴趣的减退，动力缺乏，活力丧失等为特征。还表现出失望、悲观以及与抑郁相联系的认知和躯体方面的感受，另外，还包括有关死亡的思想和自杀观念。５）焦虑：一般指那些烦躁，坐立不安，神经过敏，紧张以及由此产生的躯体征象，如震颤等。６）敌对：主要从三方面来反映敌对的表现：思想、感情及行为。其项目包括厌烦的感觉，摔物，争论直到不可控制的脾气暴发等各方面。７）恐怖：恐惧对象包括出门旅行，空旷场地，人群或公共场所和交通工具。此外，还有社交恐怖。８）偏执：主要指投射性思维，敌对，猜疑，妄想，被动体验和夸大等。９）精神病性：反映各式各样的急性症状和行为，即限定不严的精神病性过程的症状表现。１０）其他：附加的指标组成第１０个维度（一般不分析）。包括的指标有：胃口不好、难以入睡、思考死亡的事、感到自己有负罪感。受访者被询问是否有相应的症状，并采用了从“没有”到“严重”五分位量表。即答案采取５级评分，严重程度从“１”（没有症状）到“５”（极严重）分为５级，得分越高代表症状越严重。表１显示，泉州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得分比厦门农民工样本或全国正常成年人样本的分值要高，就是说，泉州新生代农民工精神健康状况比厦门农民工或全国正常成年人差。首先，我们将泉州新生代农民工样本与厦门农民工样本（不分年龄）比较，可以发现，只有“焦虑”因子，泉州比厦门好点，其余８项因子，泉州都比厦门差。其次，我们将泉州新生代农民工样本与全国正常成年人样本比较，发现只有“人际敏感”因子，泉州比全国稍好，其他８个项目，泉州都比全国差。再次，当我们将厦门农民工样本与全国正常成年人样本比较，可看出，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明显比正常成年人差。因为，厦门只有在“人际敏感”项目得分稍好于全国样本，其他项目得分都严重落后于全国样本。

（２）采用简明精神健康量表测量，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健康水平比城市青年样本低。考虑到ＳＣＬ－９０量表题目较多，受访对象在填答过程中，发生的错误也可能较多，比如拒答、漏答、乱答等问题，这些都会影响调查结果的真实性与客观性，为此，我们采用新的量表测量。新量表只选取能够直观反映精神健康状况的核心变量，共有９个选项，包括失眠、觉得身心疲惫、烦躁易怒、容易哭泣或想哭、前途茫然、感到很孤独、觉得自己没用、觉得生活很艰难、觉得活着没意思。对测试精神状况的９个题的答案为很严重、经常有、有时有、说不清、没有，分别赋予１分、２分、３分、４分、５分，９个题合计很严重、经常有、有时有、说不清、没有为９分、１８分、２７分、３６分、４５分，分数越高，精神状况越好。表２显示，泉州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健康水平比城市青年样本低。统计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状况与城市青年存在显著差异（Ｐ＜０．００１），城市青年精神状况好于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值越大，精神状况越好），前者平均值比后者高３．１２分。２．影响因素那么，究竟哪些因素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健康状况呢？对此，我们作了如下分析：（１）经济条件较差，使得新生代农民工无法进行合理的文化消费。调查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仍处较低水平（见图１）。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工资基本情况调查中，有３１％的调查对象月工资收入在８０１～１６００元的范围，有４４．６％的调查对象月工资收入为１６０１～２５００元的范围，月工资超过２５０１元调查对象的占总体的１６．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