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风之树的艺术内涵

作者：王展蕾 单位：临沂师范学院沂水分校

在当代文坛，李锐是一个具有自觉艺术追求的作家，《厚土》系列轰动文坛后，作者就在思考：“无论在作品内涵还是在叙事形式上都要有的超越，要在创作上有一种总体的超越。”作者有意离开了《厚土》的创作背景———吕梁山区，完成《旧址》，才重新回归吕梁山区，进行新系列“行走的群山”的创作。自《厚土》发表六年之后，作者推出了《无风之树》，作者认为这是一次“真正的超越了自己”。从内容上说，《无风之树》最初的“原形”是《厚土》系列中的一个短篇小说《送葬》，作者将其从四千字拓展到十一万字；所以说，这是一个“重新叙述的故事”，内容是大家熟知的，那么从四千字到十一万字的跨度，真正考验的是作者的叙事策略，同时作者的叙事策略使其真实地体验和享受了创作的自由和丰富。《无风之树》文本中，形式结构上有了独特的创新，这种创新有助于文本意蕴的表达，同时也是作者强烈的生命、文化体验的呈现。文本在内容的把握、作者对现状的思考方面极富艺术的张力。

1第一人称变化视角的叙述策略李锐在《无风之树》后记中承认文本中第一人称变换视角的叙述方法是对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借鉴,但是却不能说，这就是谁的“副本”。李锐在六年的创作过程中，用尽心血，从而“获得更强烈、更丰富也更深刻的自我体验的表达”。《无风之树》文本中第一人称“我”与第三人称“他”交替出现,第一人称“我”的叙述都是由作品中的十二个人物（暖玉、矮人坪各色男人、刘长胜、拐叔、毛驴及傻子等）来承担,全书共六十三节,“我”的叙述占了五十八节；“他”的叙述有五节,只由苦根儿一人承担，由此可见，“我”的叙述占绝对优势。这样叙述人称的安排是十分有意思的，对于同一件事情，由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叙述，从形式上来看，文本变得繁复凌乱，甚至支离破碎，但是，在内容方面却互相补充、互相融合、互相对抗、互相拆解，有一种强劲的凝聚力，叙述表达拥有厚重的丰富性。对于人物的划分，也是有意义的。十二个人和一个人的对比，这似乎是极不平衡的对比，却融合了作者深刻的隐喻性信息。

2内涵之一：两种话语的对抗作者在后记中谈到，“‘文革’已经成为一切故事和叙述的中心”。作者在《无风之树》中选取的两种叙述人称，其中的苦根儿，无疑就是文革话语的代表者和执行者。第三人称的只有苦根儿一个人，可是，他的话语力量是十分强大的。他的存在已经被异化成一个政治符号,在身体的感官方面，作者几乎淡化掉了他所有的人性的东西———对于死亡,他认为“死亡就是死亡,死亡就是生命结束了,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对于爱情,他唯一能想到的也只是“女人是妖精”。作者对于他，使用了冷漠的第三人称进行描述。苦根儿的话语是政治性的，是官方的语言，它们是权力的象征，无形有形的都给矮人坪以文革政治的压力。这种话语是无法和民间话语融合的，必然遭到民间话语的反抗。十二个“我”，是来自民间的声音，是与矮人坪的贫困、落后以及苦难、死亡联系在一起的。作者认为“贫困是一种客观现状，苦难是一种人心体验”。民间话语所代表的，不仅是客观的山穷水枯，更代表的是历史顺承下来的、“文革”浩劫带来的苦难处境和精神困境。政治话语与民间话语的撞击和对抗无处不在———生活方式、道德观念、思想情感,这些对抗无需有意识的进行，相反更多的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矮人坪所谓的“落后、愚钝、无知”是对文革话语最强有力的抵制，这些也正是文革政治话语要改变和革命掉的。两种话语的对抗，一方面是进步的政治话语———具有强势的力量；一方面是落后的民间话语———处于弱势，需被改造。从形式上看，政治话语的统领姿态高高在上，可是，真正在两种话语相遇的时候，政治话语却在无形中被民间话语包围、消解。

3内涵之二：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抗政治话语和民间话语建构起两种不同的话语世界，这两个不同的世界支撑两种不同的历史意识形态：庙堂的与民间的。作者在小说文本之前，精心设计了一个小序，罗列了四个人对世界的不同看法，从中折射出庙堂和民间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比：六祖慧能在法性寺指着那面迎风招展的旗子，对众僧解释世界说：“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矮人坪生产队长曹天柱无论高兴还是生气，都只用一句话总结世界：“我日他一万辈儿的祖宗”拐老五在人生最后的一瞬间总结世界的时候，只用了两个字，其实只是被他弄出来的一个声音，那只被他坐了许多年的小凳子，在倒下去的同时发出了一个轻微响声———“咔当”。

庙堂的历史意识形态，毫无疑问体现在苦根儿身上。苦根儿，是一个根正苗红的人物，他的意识中，自觉地把自己提升到了革命的、政治的高度。他的话语是口号式的，他的生活是苦行僧似的，他的追求是“清理阶级队伍”，理想是“改天换地”。在他的意识中，只有纲领、条例、指导，是一切狂热的政治追求。他自觉地成为一个可怕的符号，在他知道拐叔上吊自杀之后，丝毫没有一点同情，反而一再强调“我真没想到咱村的阶级斗争会这么负责，太复杂了”。刘长胜，无疑也是庙堂的化身，但是，他和苦根儿不一样，他更多的融入了矮人坪的现状之中。

民间的历史意识形态，其潜在的力量是强大的。随着时间的积淀，民间意识复杂、矛盾却又相互调和地兀自存在着。矮人坪的农民，朴实、善良、坚韧，却也愚昧、怯弱、无知。他们身上有天生的生理极限，最基本的生存是他们的最大追求———吃饭、睡觉、养孩子。他们不敢反抗政治上的权威，却又形成他们独有的“公妻”制度。民间历史意识的潜在力量不可忽视，优质的、纯朴的东西自然而然的发展下来，丑陋的、肮脏的东西也坚韧顽固的继承着。庙堂历史意识和民间历史意识的对抗，是隐含在文本中的———作者设定了不同的叙述人称，使用了风格各异的话语。庙堂意识，不停地在作者改变民间意识中努力，但是，民间历史意识是根深蒂固的，不需要公然的反抗和挑衅，在绵软悠长的生活中就将庙堂意识慢慢地解构了。矮人坪的“瘤拐”们与上级派来的“大个”干部在生理上的对比就暗示了民间世界与庙堂世界的关系，拐叔的愤怒是民间世界与庙堂世界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激化、爆发。作者在后记中写道“当人被积压到最低点的时候，当人被生存的处境几乎还原成为动物的时候，对于处境和出境的体验才被最大限度地凸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