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农业生态建设论文
作者：桑晓靖 单位：宝鸡文理学院
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从表面上讲,两者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从深层次上讲,两者之间又是可以耦合发展的[1]。作为生态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生态系统是经济系统的基础,社会经济再生产所需要的一切物质和能量都要来自于生态系统;而社会经济再生产过程产出的各种废物,需要利用生态系统的净化功能参与自然再生产过程。当生态系统平衡尚未被破坏时,生态建设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非常有利的。而当经济再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物超过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时,生态系统的自然循环将被破坏,这时经济系统所需的物质和能量将无法保障,社会再生产也就必然陷入混乱之中。
西部地区地域广袤,人口众多,土地总面积675.27万km2,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70.3%,人口3553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7.43%。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农业生态结构相当脆弱、农村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农业生态建设和农村经济发展过程存在着诸多的障碍因素,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相当艰巨。但西部地区也有着地域广阔、类型多样、资源丰富等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和“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基础,只要立足西部地区的现实背景,着力探索和研究实现农业生态建设与农村经济发展双赢技术体系,最大限度地协调解决农业生态建设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矛盾,对缓解西部地区农业生态危机,促进西部地区农村经济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矛盾分析与理性思考
具有增长型机制的经济系统对资源需求的无限性与具有稳定型机制的生态系统对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的矛盾是生态经济系统的基本矛盾[2]。萌芽于原始社会后期的这一矛盾,始终贯穿于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并经过不断地发展和激化,形成了互为因果的两极:一方面,经济发展对生态系统的需求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负荷过重的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相对缩小,从而使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新古典经济学观点的影响下,人们片面的认为“经济增长可以治愈贫穷、失业、债务、通货膨胀、赤字、污染、匮乏、人口爆炸、犯罪、离婚和吸毒,简言之,经济增长既是灵丹妙药,又是至高至善”。然而,片面的经济增长却耗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片面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大量废物和有毒物质的排放或堆积对生态系统产生了重大损害。无限度的追求经济增长使人类的经济体系不断膨胀,并超过了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增长的神话变成了噩梦,人类开始遭到自然无情的报复。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及愈来愈烈的沙尘便是明证。但这并不意味着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矛盾是不可逾越的,早在19世纪30年代,国内外的学者就开始了对生态建设和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进行研究,也取得较大的研究成果。如英国经济学家博尔丁倡导储备型、休养生息、福利型的经济发展理论[3]、戴利提出的稳态经济模式[4]、Mishen的Satiation论点[5]、Georgescu-Roegen的“经济行为受热力定理制约”观点[6]以及贝克曼的“不可再生资源的短缺和环境污染仅仅是一个管理问题”的新看法[7],为实现生态建设和经济协调发展在理论上做了系统地铺垫。在这些理论和观点的指导下,人类在解决人口膨胀、粮食短缺、能源紧张、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问题上取得了较大的实践效果。那么,是牺牲生态环境以换取经济增长,还是放慢经济发展速度谋求生态平衡,在目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形势,这两种做法均不可取,唯一出路就在于如何实现二者在本质上的耦合。
2西部地区农业生态建设与农村经济协调发展的背景
2.1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背景
西部地区是中国自然资源的富集区[8],为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优越的成矿地质条件,使西部地区的矿产资源相当丰富。截止目前,已探明储量矿产130种,其中钾盐(99%)、天然气(68%)、富铜(50%)、富磷(80%)、富铅锌、富铬矿(94%)、镍矿(89%)等24种矿产资源保有储量占全国的50%以上;已经探明天然气的蕴藏量为26万亿立方米,占全国蕴藏量的86%;水力资源方面,西部是长江、黄河两大河流的源头,星罗棋布的湖泊和冰川覆盖地使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水能资源;由于地形地貌复杂,森林、草原、荒漠、戈壁纵横交错,使其蕴涵了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西部地区发展民族药业、特色畜牧业、建材业等奠定了基础;同时,西部地区的冰川、冻土、溶洞、奇峰等自然景观众多,加之西部地区民族众多,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融合,更具旅游观赏价值。
2.2西部地区生态背景
由于自然和社会的原因,西部地区的生态条件总体上是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草场经营操作粗放,沙化退化严重,草场系统生产力和载畜能力降低,自然灾害发生频发,水土流失严重,地力衰竭,土地用养矛盾激化,从而抑制了西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2.2.1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浪费严重,水资源进一步短缺西部地区的灌溉设施多建于20世纪60~70年代,除设计标准低外,当前已经严重老化,供水能力、效率十分低下,渠系利用系数通常仅为0.4左右,根本起不到原设计能力的50%。加之灌溉多采用自流式大水漫灌,技术落后,管理粗放,普遍存在跑水漏水问题,加剧了水资源的供求矛盾。同时,由于全球气候变暖,植被破坏和水资源的过渡开采利用等原因,西部地区水资源短缺现象日趋严重,并因此诱发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如新疆塔里木河,本来分布有全球最大的胡杨林,但由于中上游过度引水,导致该河下游来水比20世纪50年代锐减近80%,地下水位埋深也由60年代的2m降至目前16m以下,下游270km河道断流,河谷两岸35.3万km2胡杨林枯死,6.7万km2草场退化,1.7万km2农田弃耕。因径流减少,湖盆退缩、干涸现象普遍发生。由于受黄河流入青海水量锐减23.2%的影响,导致黄河源头玛多境内4077个湖盆已干涸2000多个。潜在水资源不足在导致西部地区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制约西部经济的发展。
2.2.2草场经营操作粗放,沙化退化严重,草场系统生产力和载畜能力降低粗放的草场经营方式是引起草牧场退化主要原因,在传统草地畜牧业经营模式下,由于草牧场权属不清,使得一些原始植被较好的草牧场被家畜采食践踏,牧草根茎和分蘖节受到破坏,而加快了草场的退化速度。由于受经济和社会及环境条件的制约,牧民为了生计,草牧场的过度放牧现象更为严重,使草牧场的牧草生长受到抑制,牧草繁殖能力丧失,草牧场失去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从而导致原有植物种类发生变化,家畜喜食的优良牧草逐渐衰退,生产能力逐年下降,原始植被发生退化演替。特别是在20世纪60~70年代,由于片面追求“以粮为纲”,草牧场连续被开垦后,因不适宜农用而撂荒,土层在没有植被覆盖的条件下很快沙化,进一步加剧了草场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