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卫生事业演变分析

作者：修圆慧 单位：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卫生事业是一项公共事业，内涵非常丰富，是国家和社会在防治疾病、保护和促进居民健康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与相关服务的总和。它包括卫生行政、医疗、医学教育、医药科研等组织机构［1］(P1)。鸦片战争后，外国组织及个人开始在华建立医院、医学校、医学社团及卫生行政机构。国人对这些外国卫生组织机构及其活动都感到耳目一新，赞叹不已，开始纷纷仿效，并在效仿西方的基础上开始针对中国的国情对此进行了创新并在一些领域实现了超越。纵观整个中国近代卫生事业的发展历程，仿效与超越两者不是截然分开，而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本文将以仿效与超越为视角对中国近代卫生事业的演进历程进行回顾与分析，并试图揭示出其对当今我国卫生事业管理的借鉴意义。

一、仿效

中国虽早在西周初期就建立了医事组织，但在数千年的古代社会中，我国的卫生事业均主要是为皇室和官僚服务的，广大民众几乎没有卫生机构的服务和保障。鸦片战争后，外国组织及个人纷纷在华建立医院、医学校、医学社团、卫生行政机构，在传入西医的同时也把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带到了中国。外国教会、租界等在华势力开展的医疗卫生活动，引起了国人见贤思齐的仿效舆论，在这种舆论环境的影响下，晚清政府为了维护其政权的合法性，开始着手兴办卫生事业。

鸦片战争后，心无旁骛、埋首科举的学子们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一些怀有天朝优越感的士大夫也慢慢摘掉了有色眼镜。当时华界“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2］(P663)，这种情况自古如此，各地官民早已司空见惯。此时，国人见到租界的环境和医院卫生井然、管理有序等西式的医疗卫生管理，遂大开眼界，被时人称之为“天渊之殊”［3］(P44)。自此，“益知西人之治术有本”［4］(P11)，不再妄自尊大，视西方列强为落后的蛮夷。“租界的卫生规范与制度化管理，给华界政府以良好的正向示范，激发了华界政府的民族意识与竞争意识”，租界公共卫生管理的殖民性又“给华界官方和民众以反向刺激……激发了华界民众的民族意识和自强意识”［5］(P291－292)。在变法舆论压力和疫病流行的情况下，清廷开始着手施行卫生新政。20世纪初，京师疫病流行，患病的贫民和乞丐无力医治，只能听天由命或曝尸街头。1902年，给事中吴鸿甲奏请设立医局，得到了光绪皇帝的准允。“京师贫民众多，天气炎热，易染疾病，亟宜设法保全，随时医治，着加恩赏银一万两交张百熙、陆润庠会同顺天府五城御史妥议章程，认真兴办，以卫民生而迓天和。”［6］(P131)在社会舆论影响下，1905年清政府设立巡警部卫生科。

并于1906年改巡警部为民政部，卫生科改为卫生司。清廷要改变当时医疗卫生管理滞后的面貌，不但开设了医治贫民救济性质的官医局，还于1906年设立了内城官医院，1908年设立了外城官医院，这两所医院是医治官吏和平民的官立医院。中国传统太医院是为皇室和高级官僚服务的，而内、外城官医院开创了官办平民医院的先河。并且官医院还本着公益性的原则，在其章程中规定所有来院诊治之人概不收费，但住院饭食费用须由本人自备(限于急诊)［7］(P63)。清廷虽然移植了西方卫生职能，但许多举措仍然体现着居高临下的、施舍性质的社会救济型社会保障的特点。社会救济型社会保障中的清廷与民众是不平等的，并且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来规范这种行为。清廷所设的贫民医局就因管理不善而作用有限。被救济者也就是当时的民众并不天然地具有获得救助的权利，他们是否能够得到救助或什么程度的救助都只能凭统治者的喜好与恩赐。

“与国际接轨、参与万国竞争”是晚清士绅呈请成立红十字会的一个重要理由。1898年《申报》社论指出“红十字会者何?泰西各国临阵救护受伤兵士之善举也。今则合欧亚美诸洲，除野蛮外，凡有教化之邦，无不踵兴斯会，所未兴者，惟我中国及朝鲜耳。朝鲜孱弱，几不克自存，原在不论不议之列。若中国则声名文物照耀寰区，王者之师最重仁义，而坐令兵卒效命于疆场之际?不特中心有所不忍，且不将贻四邻之笑而鄙之为野蛮乎?”［8］(P169～170)1899年，上海绅士汪炳等人设立了一个名为“中国施医局”的慈善机构，并在章程中称“同人酌照红十字会章程办理，有事施于军士，无事施于贫民”［8］(P171)。这本是一个地方慈善机构却以“中国”冠名，其不仅体现了中国民间对西方医卫组织的仿效，也体现了国人不甘人后的一种心情。在此思想影响下，中国红十字会于1904年在上海创立。创立之后，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其组织机构和运行程序都很成熟，也非常有效率。例如，红十字会经常为防治流行病而设立一些临时性的时疫医院，疫情结束后一般要刊印《征信录》。《征信录》除了刊载了相关章程和事件经过外，捐款者、捐献数目以及所有支出的内容也都要记述清楚。比如，“医院就医者不论中外不拘贫富本埠外埠男妇老幼随时施治，病人入院后除头等二等酌收病费外，三等一律免费并无号金等各项目”;“贫病治愈后如实在无力还乡，由医院理事查明实在报告本会酬送船票”［9］(P110－111)。红十字会以这种公开的方式接受社会和捐献者的监督，基本实现了筹款与支出的透明化，这值得我国当今红十字会借鉴。

二、超越

经过较长时间的学习，我国的卫生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甚至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华人的卫生事业超过在华外国组织的现象。中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奠基人———伍连德、农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创始人———陈志潜、中国顶级医学团体———中华医学会等就是华医后来居上的典范。

1．回顾整个中国近代医学界，首屈一指的人物非伍连德莫属。伍连德是中国卫生防疫的先驱，他创办医学校培养医学人才，并创办中华医学会;该会的会刊《中华医学杂志》与他和王吉民合著《中国医学史》是中国与世界医学界双向交流的代表。总之，伍连德可谓是中国近代医学界的泰山北斗。1910年，伍连德成功地防治了东北肺鼠疫，由此奠定了他在世界医学界防疫权威的地位。此次鼠疫从东三省迅速向华北蔓延，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死亡人数就超过了16000人。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管理具有公共物品性质，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然而，我国传统上一直以应急性、临时性的态度来对待，而因疫病的影响较天灾的影响小，所以统治者的重视程度也是前者逊于后者。1910年东北肺鼠疫传染迅速，日、俄两国以保护侨民为由，均派遣医生进行防治，两国均以清廷无力抗疫为由，甚至以派兵要挟，试图借此卫生防疫事件进一步扩大其殖民势力及范围。这引起了清末中央和东北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清廷为了保卫“大清龙兴之地”，不得不突破常规，委任伍连德博士为全权总医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