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中等教育
本文作者：陆玉芹 单位：盐城师范学院社会学院
教育是国家的基石。中等教育是一个国家知识认同、人才培养的潜在中坚,作为学制系统中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中等教育改革的成败,关系着整个学制系统的畅顺与否,关系着各类国民教育之间能否和谐统一。但中国近代教育史的演进告诉我们,“1922年新学制(壬戌学制)的诞生,中等教育才完成了它的根本性的变革。”[1]历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新学制在施行过程中,受到教育界人士的广泛关注,社会对此褒贬不一。在时下教育部紧锣密鼓地征集《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意见时,更有学者撰文“温故壬戌学制”[2],该学制再次引起国人关注。1922年新学制颁布之时正是钱穆执教中学之始,本文以他1922—1930年执教中学的实践为切入点,阐述他对中等教育改革的批评和建议,从而阐发其中等教育观,希望能为当今中等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
钱穆(1895—1990年),字宾四,江苏无锡人。1922年秋,钱穆辞去无锡老家的小学教职,接受厦门集美中学的聘请,开始了他的中学任教生涯。钱穆在集美学校担任高中部、师范部两个毕业班的国文课。他扎实的学问功底不仅得到了两个班同学的认可,而且也得到了校长叶渊的称赞。由于集美学校环境优美,藏书丰富,教学之余,他以读书为首务。当时他对大思想家王夫之的著作很感兴趣,以读《船山遗书》为主,他不但通体细读,而且还注意笔录,积累了不少资料,这为他后来撰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庄子纂笺》提供了不少帮助。1923年5月,集美学校发生学潮,钱穆因不满意学校开除学生的做法,辞去教职,返回了无锡老家。钱穆返回无锡不久,当年秋天便转入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钱穆进三师执教为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所推荐。他在无锡三师任一、二年级的国文课,按照学校的旧例,国文教师必随班递升至四年级毕业,而且每个国文教师每年必须兼开一门课。钱穆第一年开文字学课,第二年讲《论语》,第三年讲《孟子》,第四年讲授《国学概论》。当时的钱穆虽没有钱基博有名,但是他熟稔古籍,又善于下苦功钻研学问,所以讲授时有许多新的见解,很受学生的欢迎。据他当年在三师的学生、当代著名新闻学家、原《文汇报》总编徐铸成回忆,“国文课特别重要,一周五天有国文课,还有几小时读经课。我就听了钱先生一年课。这一年,他教《论语》、《孟子》。他教得与别人不同。他喜欢创新,喜欢突破别人做过的结论,总是要自己想,执著自己的见解。学生们对他很钦服。”[3]81
无锡三师是钱穆一生中正式开始从事著述的地方,他在研习这四门课时,自编讲义,后来根据讲义,编成了《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后改名为《孟子研究》)两本著作。教学与研究紧密联系,这种认真的教学态度和严谨的治学方式对他以后的教学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无锡三师这四年里,是他一生中较为愉快的一段时光,“三师风气纯良,师生如家人,四年未遭风波”[4]142。1927年秋,由无锡三师同事推荐,钱穆转入苏州省立中学任教,任教学校最高班的国文课,兼任全校国文科的主任教席和最高班的班主任。钱穆在苏州中学成为最受欢迎的老师,据他的学生、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社长胡嘉回忆,钱穆“讲解古文,巧譬善导,旁征博引。他的‘国语尽皆吴音’,但吐音明白,娓娓动人。有时高声朗诵,抑扬顿挫,余音绕梁……讲课同时,他又讲当时学术思想的发展演变,还教学生做笔记。我因记录详细,并参考各书引证,受到钱先生的赞赏。”[3]87由于时局动荡,教育部门经常发生拖欠教师薪水的情况,因此许多老师罢教,然钱穆“独上堂不辍”,他认为“学校欠发薪水,乃暂时之事。诸生课业,有关诸生之前途,岂可随时停止”[4]142。不管时局多乱,生活多苦,钱穆坚守岗位,承担了一份教师所应有的责任。因为他相信教育可以救国,可以培养爱国激情,可以传承中国文化。
二
1929年,钱穆在苏州中学结识了当时学界名流顾颉刚,顾颉刚对他的新著《先秦诸子系年》非常赞赏,认为“君似不宜长在中学教国文,宜去大学教历史”[4]148,并说自己受中山大学副校长朱家骅的嘱托,代为物色有学术前途的新人,并推荐钱穆到中山大学任教。由于苏州中学校长汪典存的盛情挽留,钱穆谢绝了中山大学的聘请。1930年6月,钱穆的又一力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在顾颉刚主编的《燕京学报》第7期上。此文的刊出,澄清了清末民初风靡学术界的刘歆伪造群经说的学术冤案,破除了经学家的门户之见,在北平学术界造成了很大震动。经顾颉刚推荐,钱穆被燕京大学聘请,从此开始了他的大学教学生涯和治史历程。钱穆虽执教大学,但对当时的中等教育改革却是十分关注,加上他1922—1930年八年的中学执鞭实践,使他对南京政府的中等教育改革有更深的认识,提出许多批评和建议。
(一)中学“非专为投考大学之预备而设”,应该“以锻炼体魄、陶冶意志、培养情操、开发智能为目标”。“五四”运动前后,西方教育思想大量传入中国,国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教育改革运动。1922年北洋政府颁布了经全国教育联合会充分讨论的“新学制”(又称“壬戌学制”)。“以发展青年身心,培养健康国民为基础,承担升学与就业训练两大任务,是新学制对中等教育阶段的设计”[5]157,此学制关于中等教育目标定位明确,升学与就业并重,这既为高一级学校输送合格新生,又为社会培养劳动后备力量,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座里程碑”[5]151。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基本上沿用了1922年的新学制,但更加强调必须提高教育效果及学科标准,因此加大了中学课程的科目和难度,加重了中学生的学习负担。钱穆指出:“民十七至民二十七此十年间江浙平津一带而论,则中学校课程已不嫌其过松,而嫌其过紧。专就学业知识论,似乎所望于中学生者,已嫌过高,而不嫌其过浅”。钱穆认为,各个阶段的教育都应有其宗旨与目标,“各阶段之教育,本各有独特之任务,中等学校非专为投考大学之预备而设”,中等教育应该与大学教育不同,“知识学业之传授,并不当占最高之地位”[6]51。
青年期的教育,主要应该以锻炼体魄、陶冶意志、培养情操、开发智能为目标,而传授知识和技能为次要的。然而当时“一二十岁上下之中学毕业生,已渐具书生气,精神意识已嫌早熟,至大学毕业,年未壮立,而少年英锐之气已消磨殆尽,非老成,即颓唐。”如此而来,“精神意气早熟早衰,社会活力日以沦澌。倘更不于当前青年教育加以矫挽,国族前途,复何期望?”[6]52一语中的,直指中等教育学生负担过重之要害问题。针对当时中学生“掩目于书本文字之中,体魄衰而精力糜”的旧病,钱穆提出中等教育首先应重视青年的体魄与精力的增强。他认为一个健康的体魄对一个人的一生的发展尤为重要,而中学生正处于青少年的发育期,各个方面的可塑性都很强,因此没必要在这一期间只关注于学业的传授,因为知识是无止尽的,而应该锻炼青少年的体魄,培养他们的意志和情操。那么,如何做呢?钱穆“当尽量减少讲堂自修室图书馆工作时间,而积极领导青年为户外之活动。自操场进至于田野,自田野益进至于山林,常使与自然界清新空气接触。自然启示之伟大,其为效较之书本言说,什百倍蓰,未可衡量”[6]52。在钱穆看来,一个理想的中学校园环境,“当使学校一切田野化、山林化,使青年一入学校,恍然于一种新生命新境界之降临”[6]54。体魄与精力的增强,除了走出校门走近自然外,还可以通过学校内开设体操与唱歌课程来实现。钱穆认为体操、唱歌课好似儒家礼乐,这两门科目应为学校教育的最高科目,每日必修,不可或缺,师生同时学习,不分上下。初级中学应以乐为主而礼次之,高级中学则应以礼为主而乐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