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社会文化论文
作者：刘建秋 单位：武汉纺织大学传媒学院
中国现代文学30多年的发展过程，其实质上就是中国现代作家作为中国人的代言人，表达人们与命运抗争，改变命运的愿望，探寻和追求社会理想和文化理想的过程。这一批中国作家虽来自于不同阶层，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但他们都以积极的姿态、高度的热情，诉说着他们对这个社会，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期望和理想。不过，由于在人生观、价值观、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他们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洞察和理解也出现了分歧，因此在社会文化理想的构建及方式上出现了明显的区别。本文通过现代文学史上鲁迅、老舍、废名、沈从文等作家的小说作品的考察和分析，试图归纳中国现代作家的社会文化类型的内涵、特征、表现形式，挖掘社会文化理想类型之所以形成的历史文化渊源。
一、两种理想，异样表达
参照王一川教授对中国现代小说形态的分类，他认为“在过去百年来的小说写作中，……可以约略梳理出三种基本模式，一是文化批判模式，二是学院田园模式，三是大众通俗式。”①本文通过对新文学作家鲁迅、老舍、废名、沈从文等小说作品的梳理，把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相继出现的较典型的社会文化理想类型分为批判反思型和认同迷恋型。
（一）批判反思型
五四新文学作家中，鲁迅、老舍、巴金等作家在小说中反映出的社会文化理想总体来说，是以批判为主来审视和反省中国的传统文化，以义无反顾、直面现实的态度建构着自己的文化理想。他们基于对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冲突的不满，由此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鲁迅以《狂人日记》为首的许多小说都带有浓厚的文化批判性，“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和鲜明的时代性”。②他敢于大胆的质疑和颠覆中国封建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积弊，从家庭、婚姻、祭祀，到子嗣、族规、宗教、死亡等观念、习俗展开了较为详尽的考察和思考；从制度到思想，从物质到精神对中国封建文化展开了无情的批判。如对阿Q式精神胜利法的批判，对祥林嫂式的贞节观念、迷信思想的批判；对狂人所控诉的“吃人”礼教传统的批判，对闰土式的麻木精神的批判，对孔乙己式的迂腐而愚昧的文化传统积习的批判；对华老栓式的愚昧迷信的批判，③对看客的冷漠无情的精神状态的批判都体现了鲁迅对中国封建文化的不可妥协的决绝态度。鲁迅正是以对传统文化的“破”的方式出发，达到文化理想“立”的归宿点，即彻底解构中国封建文化，重塑中国国民的理性人格，构建理想的文化，先“立人”，而后“立文化”。“只有通过‘立人’，才能使未来之‘真的人’去创建出充满活力的新的民族文化，而‘立文化’理想的完成也必将使国民性的痼疾得到彻底的疗救，并最终使国民性格与民族文化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共同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文明的代代相传、生生不息。”④在这种文化形态中，人们应该有民族独立意识和抗争精神，有反抗强权的个性主义精神，具有同情心和悲悯意识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老舍的文学世界里，最突出的主题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反思。与鲁迅不同在于，老舍是立足传统，以世界性的眼光，明确的现代意识，温和的态度，反思传统，力争对传统的民族文化进行转化和创新。从早期的《老张的哲学》到《离婚》再到《四世同堂》等都是通过表现人们的日常生活风习、生活方式、精神面貌、心理特征等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进一步建构自己的文化理想。老舍站在东西文化的交汇点上，以世界性的眼光，准确地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生成的腐朽的民族性格：奉行“钱本位而三位一体”哲学的老张，不学无术、虚伪浮滑、庸俗浅薄的赵子曰，封闭保守、毫无国家民族意识的马则仁，敷衍苟且、因循怯懦的张大哥，一盘散沙、贪图享受、萎靡颓唐的猫国子民，苟且偷生、奴性十足的冠晓荷、祁瑞丰等等。相应地，老舍同时也看到了国民性格中值得赞赏的一面：勤劳善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坚忍不拔；正道直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敢于追求真理和正义的高尚气节。老舍正是在对这一关乎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重大问题的思考中脚踏实地地建构起自己的文化理想的：辩证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文化中腐朽衰老的心理痼疾持激烈的批判态度，而对传统中一些优秀的遗产则应该进行选择性的继承和创造性的转化。就像老舍在小说《四世同堂》中借钱默吟之口所说的：“诗人与猎户合并在一起，我们才能产生出一种新的文化，它既爱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时候又会英勇刚毅，肯为和平与真理去牺牲”⑤，而这样的一种文化理想还应该有它“自卫的刺”：“一朵花、一座城、一个文化”，如果“缺乏保卫自己的能力”，便会“折断”、“死灭”。“……而玫瑰的智慧不仅在乎它有色有香，而也在乎它有刺”⑥。而在戏剧《大地龙蛇》中，老舍又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他此前所建构的文化理想，融合“东方的义气、西方的爽直，农民的厚道，士兵的纪律”。只有这样，健美的新文化才能够生根发芽。而这样的文化理想则源自于老舍独特而开放的文化观念：“一个文化的生存，必然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自夸自傲，固执地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必须看到它的过去、现在、与将来”。⑦
（二）认同迷恋型
与批判反思型的文化理想类型相对的，则是在20世纪20年代由废名（冯文炳）开创，经沈从文等作家传承并深化而来的“认同迷恋型”。相对于前者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角度来阐释文化理想不同的是，后者则多从“人与自然”的角度去表现和建构自己的文化理想，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亲密无间。废名20世纪20年发表的作品，几乎都是以家乡淳朴的人物为蓝本所写的短篇小说，那里山青水秀，那里人们纯朴厚道，这些成为他全部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地。他小说中勾画的是一个简单淳厚的“乡土世界”，这里生活着仁慈勤劳而被流言击伤的洗衣妇（《浣衣母》）、唱木头戏为生而爱门前柳树的老爹（《河上柳》）、种菜打鱼之家出来的文静美丽少女三姑娘（《竹林的故事》）、相依为命的种桃父女（《桃园》）、采菱角的聋子长工（《菱荡》）等等。这个世界以秀美的田园风光，安详静谧的生活情趣打动人心，很容易让常处于人世喧嚣、名利纷扰的都市人沉醉其中，产生高度的认同感。而小说中透露出凄美的情调又让读者心生丝丝悲凉的意味。废名以他独创的冲淡的、宁静的风格构筑了属于他自己的“世外桃源”———一个他自己真正创造的，“具有强烈的个性，不和时代为伍”的“永生的角落”、“少数人流连忘返的桃源”。⑧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创作巅峰状态的沈从文更是把这样一种文化理想渲染发挥到了极致。他在小说《边城》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统一的“湘西世界”的美丽图画，他以精致的笔触构建着属于自己特有的人性理想、文化理想。这里有常年翠色逼人的幽幽竹篁，有明亮澄澈的清清溪水，有憨厚朴实、慷慨豪爽、纯美善良的人们，更有浓郁醇厚、友好和谐的风俗人情。在这里，沈从文予以更多关注的是人性，一种健全、完美的人性：“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座神庙供奉的是‘人性’。”⑨体现在小说中，读者则非常清楚地看到了，无论男女老幼，也不管农商军民，甚至于吊脚楼上的妓女，都闪烁着人性之美，他们善良、淳朴，热情；他们单纯，率真，自然。这一切都和那充满着灵性的自然山水融为了一体。试问，有谁会不陶醉于这样一种平静淡泊、无欲无求的生活境界中，又有谁会不迷恋这在现代社会中难以寻觅的化外之境呢？虽然，在《萧萧》、《丈夫》、《柏子》等小说中沈从文不乏对湘西世界中原始落后、贫穷粗鄙的生活方式有深沉的担忧、焦虑和质疑，但统观沈从文的创作，留给读者最深刻印象的还是那孕育出“优美、健康、自然，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纯美的湘西世界，一如《边城》、《三三》、《长河》等小说中所描绘的那样。而沈从文则是以一种缅怀、迷恋以及高度的认同姿态来描绘他的湘西世界的，因为沈从文是远离故土多年后回望“湘西世界”的，可以说，无论世事如何变化，他笔下永远只有一个留存于记忆中的美丽的湘西世界，“心灵的湘西世界”。这样，对于沈从文小说中弥漫着的“美丽总是愁人的”悲凉意味，读者应该不会感到奇怪了。废名和沈从文所构建的“世外桃源”式的文化理想，多有共同之处，都倾向于回归自然、纯朴的生活环境，欣赏和赞美朴素、纯真、自然的人性，追求和向往宁静、和谐的生活方式，共享人与自然亲密融洽的美好胜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