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社会文化论文
作者：肖文评 单位：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
近年来由于对“客家商人”研究的重视，作为“世界华商第一人”的张弼士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1］但纵观各项研究成果，分析其创业和致富的经过和外部因素的多，而探讨其内在因素的很少;研究其充分利用时代所赋予的机遇而致富的多，而很少关注到客家传统社会与文化对他创业和发展的影响。本文试从张弼士作为从粤东山区走出去的客家人的视角，探讨传统客家社会与文化对张弼士创业与发展的影响，以及他对客家社会与文化传承和发展的贡献。
一、“下南洋”:从客家山村走出的穷小子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一月初九(公历12月21日)，张弼士出生于广东省大埔县维新甲(现西河镇)车轮坪村。张弼士本名肇燮，别名振勋，弼士是他的字。自他在南洋成名后，一直以“张弼士”通行。其父张兰轩是乡村私塾教师，兼业中医;母亲是山村劳动妇女，耕种几亩薄地，家境贫寒。对于他在咸丰八年18岁时为何外出“下南洋”谋生，除说家庭贫困和遇到自然灾难外，学者论述很少。其实他的“下南洋”，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社会背景。
1．客家人的身份，是他“下南洋”的潜在基因
大埔自建县以来，长期属潮州管辖。当地有句俗语“大埔无潮，澄海无客”，指的是在潮州所辖的各县中，大埔县没有讲潮州话的，澄海县没有讲客家话的。也就是说大埔县是纯客家人居住区。张弼士就出生于这个纯客家县中的张氏大家族中。大埔县素有“饶半城、张半县”之说，指的是在老县城茶阳，饶姓人口最多，而在全县范围内，以张姓人口最多。张姓是全县的大姓，主要分布于茶阳、百侯、西河、三河、大麻、古野、高陂等地，不过派系很多。西河黄堂车轮坪村张氏开基祖张月兴，约明初定居于此。据百侯南山《张氏族谱》记载，西河张氏开基太始祖三十郎公由福建宁化迁连城林坊乡张坊村，生子太三郎。太三郎于宋末由福建连城移居大埔之神泉，生子曰念三郎。念三郎，“于元仁宗延佑元年十月初一日(1312)，自神泉大埔村徙溪南埔开基，为溪南埔、黄堂、南山等地张氏之始迁祖。”“配郑氏、曾氏、黄氏，生四子，分孝、悌、忠、信四房。孝房:长子三十三郎翰华公;悌房:次子三十四郎翰周公;忠房:三子三十五郎翰威公;信房:四子三十六郎翰清公。孝房传至四世月兴公，开基黄堂车轮坪。悌房、忠房仍在溪南埔，我信房传至四世垂裕(又名侯山)公，明初至南山创拓基业，遂世居焉。”①传至张兰轩，生肇祥、肇鸿、肇燮、肇洪四子，张弼士即肇燮为兰轩第三子，是张氏在黄塘开基后的第21世。根据客家学研究开创者和奠基人罗香林的研究，客家人具有“好动与野心”的特性。认为客家人，“生性好动，男子从不肯安闲闲地在家乡住着，除非少数号称绅士的人们。普通男子，无论贫富贵贱，苟无家务拘束，大抵都欲及时外出，尝尝异地风光，或经营各业。幸而所营成就，更以外出为业。”［2］244张弼士作为客家男子的一分子，身上应潜藏着外出经营的性格和野心。
2．人多地少、家境清贫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是他“下南洋”的社会因素
粤东大埔县为典型山区，境内多为丘陵山地，约占总面积90%，海拔自200米至1400米不等，故向有“山之山”之称。“耕稼之地，十仅一二。”①适合耕作的田地相当少。但自清初以来，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人口发展相当快。至嘉庆七年(1802)时，全县有人口10万余人。而当时全县耕地才9万余亩，且公尝等公用土地占了近一半，因此人均耕地不足半亩，人地矛盾相当突出。为了取得生存所必需的粮食，维持生计，农民生产非常勤奋。“农亦最勤，岁两熟。低洼为田，种占禾糯各稻;高燥为园，种粟、菽、薯、芋、番薯、瓜蔬诸物，以佐谷食。近亦有种甘蔗、管蔗，煮汁炼糖，及烟草，以贩外省。山居小民，则烧山治畲，栽种旱禾、油茶、油桐、杉松，以供日食，勤苦倍甚。”②他们在田地里种植各种农作物和经济作物。为充分利用山地，还在山里开了很多梯田，种植旱稻、红薯等耐旱作物。“山谷迤逦有水之处，自麓而跻腰颠皆阪田鳞次，远望如梯级，如蹬道焉。其不可田者烧治为畲，以树旱禾、姜、豆、瓜、瓠、薯、芋，佐?韫仁场?rdquo;③但人多地少，土地所出，不足维持三个月之需，生计成为当时人们面临的主要问题。为此，很多人便选择外出谋生。晚清至民国年间，这种现象在大埔县相当普遍。正如民国《大埔县志》所记载:“山多田少，树艺无方，土地所出，不给食用。走川生，越重洋，离乡井，背父母，以蕲补救。未及成童，即为游子，比比皆是。”［3］卷11尤其是车轮坪村，在清末全村有500多人，但“村内缺水，不宜稻，只种杂粮。”［5］卷2出身贫寒的张弼士，为了生计，13岁就辍学去做帮工，替人放牛等。［4］而大埔又距海洋不远，因而经常受台风影响，自然灾害相当频繁。据康熙《埔阳志》、乾隆《大埔县志》、同治《大埔县志》、民国《大埔县志》统计，康熙年间大埔有记录的灾害16次，平均每3．7年一次;雍正年间灾害6次，平均每2年1次;乾隆年间灾害18次，平均每3．5年一次;嘉庆年间5次，道光年间8次，光绪年间8次。每当发生灾难，便对当地居民脆弱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相传，咸丰八年张弼士的离开家乡“下南洋”谋生，就是在一次洪灾之后。
3．崇文重教的传统，奠定了他下南洋的文化基础
大埔自明代嘉靖五年建县以来，文教一直相当发达，以致被客家学研究的奠基人罗香林誉为客家地区主要的“人文中心”。［2］20清初以来，大埔县人文兴盛，科举为全潮州之冠。而且崇文重教，教育普及，成为社会风气。乾隆初年以后，私塾遍地，教育相当发达。“乡塾献岁，延师开馆，腊尽解馆，几于寒暑不辍。至于蒙馆，则虽有三家之村，竹篱茅舍，古木枯藤，蒙茸掩映，亦辄闻读书声琅琅。”④正是在这种科举发达、教育普及的背景下，张弼士之父张兰轩，虽然家境贫寒，但“家贫力学”，考中秀才，并以教读为业，“教授乡里”。张弼士为他的第三个儿子，因而有机会在父亲的塾馆里接受了初步的教育。“与诸兄随侍太封翁庭训，领会超群。”［5］5虽然读书的时间不长，但不容置疑，这为他后来在南洋的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