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社会文化论文
作者：江杰 苏兆龙 单位：淮南师范学院 安徽科技学院
一、引言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的基本手段和重要途径，文学经典作品的阅读，对于开启心智、陶冶情操、提高审美修养更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大众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我国的国民阅读率却持续多年走低，即便是在阅读，也多以消遣性读物和时尚类期刊为主；于是，“阅读危机”和“文学经典危机”的呼声不断现于各种媒体，不少人将其归咎于世风浮躁、人心浮华。实际上，阅读率下降、文学经典受到冷落绝不能简单地归咎到社会或个人，它的出现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消费文化的兴起、媒介的积极介入、图像的大行其道等都对这一现象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消费文化的影响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起，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逐渐向消费社会过渡，尤其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物质生产力和消费力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在此情形下，“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１］１。所谓“物的包围”，不仅表现在商品种类和数量的极大丰盛，而且显示为包围消费者的商品是以整体的形式出现的，“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因为它们相互暗示着更复杂的高档商品，并使消费者产生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动机。”［１］４这种“物的包围”景观强烈刺激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诱惑着人们去不断消费，在提高生活品质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生活态度、社会关系、价值理念等一系列的变化。与消费社会相伴而生的是消费文化，它是一种为消费行为寻找意义和依据的文化。为了赢得自身繁荣和强势地位，它必须遵循市场和资本的逻辑，迎合世俗的道德标准、欣赏品味和思维习惯，制造时尚，激发消费欲望，以此占有大众，赢得丰盈利润。与生产型社会注重产品的物理性能、使用价值不同的是，消费文化更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与文化内涵，符号消费也因此成为消费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人们从来不消费物的本身（使用价值）———人们总是把物（从广义的角度）用来当作能够突出你的符号，或让你加入视为理想的团体，或参考一个地位更高的团体来摆脱本团体”。［１］４８在符号消费的浪潮中，人们追逐着被制造出来的欲望，体验着由此带来的经济地位、阶层差异以及情趣、品位、现代、时尚等象征意义，沉迷于马尔库塞所批判的“虚假的需求”实现后的满足与欢乐之中。“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这一切都是消费文化所强调的内容。”［２］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电视栏目《超级女声》、《非诚勿扰》的受欢迎程度以及芙蓉姐姐、凤姐、干露露等网络人物的走红中得到验证。
消费文化的这些表征直接影响到受众的审美情趣，尤其是在面临着紧张的生活节奏和严酷的竞争压力时，人们为了缓解精神焦虑，往往倾向于参与轻松、娱乐和休闲性的文化活动，满足于感官享乐；于是，日常生活的各种事物和现象开始被艺术符号所统摄，成为技术操纵下的审美对象，这样就构成了审美的泛化。审美泛化消弭了艺术和生活之间的界限，也对整个文化艺术市场形成了强烈冲击，因为感官刺激代替了精神愉悦，符号消费绑架了审美过程，消费因素渗透到了文艺生产的机制深处，所有艺术产品的传播都受制于商品逻辑的操控之下。在此情形下，“艺术商品自身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艺术也是商品，这并不新鲜，这一变化新就新在艺术心悦诚服地承认自身就是商品；艺术宣布放弃其自律性，并且能以能够在消费品中占有一席之地而骄傲”［３］。而在这一蜕变的进程中，文学，这种历来被视为人类精神家园守护神的艺术形式，面对着物欲至上、文化消费日趋多元化、浅表化和娱乐化的现实，也不得不黯然走下神坛，服膺商业规则，以市场的叫卖声为指归。于是，文学的场域开始分融，由此带来文学生成与接受两方面的巨大变化：从文学的生成角度看，作家的文学创作正在被出版商、发行商、写作者等合谋的文学生产所僭越。文学创作本是一种极其复杂并带有鲜明个性特征的精神劳动，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是作家殚精竭虑、穷毕生气力之所作，它饱含了作家对生活的深层感悟，体现了作家对社会、人生的的严肃思考与终极关怀。然而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一些严肃作家面对着人文知识阶层社会地位的滑落、再加上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其创作精神也滑向了媚俗，为了迎合读者的欣赏趣味，其作品不再表现宏大的文学叙事，也缺乏隽永意义的追寻，通过传奇性、娱乐性、追逐欲望等的描写来博得市场占有率。于是，“青春化写作”、“欲望化叙事”、“美女作家”、“名人写作”等大放异彩，在满足了大众猎奇、窥视欲望的同时，也获得了暂时的名利双收效果。而在此过程中，出版商、策划人、销售商的作用不容忽视，为了最大程度榨取文学的资本价值，他们一方面会以种种方式操纵作家的选题和写作，另一方面会通过不断制造、传播新概念来达到对消费者文学趣味的控制。可以说，消费时代文学作品的出炉与畅销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这些新型文化媒介人所操控的市场的引导和刺激，其中，市场策划、创意与运作发挥着主导作用，而那些曾经追求自由创作的作家则沦为现代出版体制内的写手，成为文学批量生产线上熟练的装配工。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矛盾现象：虽然我国目前每年有多达上千部看似厚重的长篇小说出版问世①，但真正的精品却凤毛麟角，因为文学的自主性早已湮没于各具特色的消费符号和商业活动中了。
从文学的接受层面看，文学阅读的氛围正在被文学消费的潮水所稀释，文学作品的阅读者正在向文化产品的消费者蜕变。传统的文学阅读是读者通过解码文学语符获取丰富内部意义、实现审美感悟与鉴赏的的过程，其影响范围仅局限在社会精英阶层内。而如今，以７０至９０后为主体的消费群体开始崛起为文学艺术的主要受众，由于工作压力、生活快节奏等多方面原因，他们在接受文学作品时，绝非陶然忘我的品鉴或严肃冷静的反思，而是习惯于享受其中轻松愉悦的成分和作品里的流行时尚元素，把作品的意义深度削平，把文化艺术同生活直接对接。在他们眼中，文学不过是众多可供选择的、用来消遣的精神消费方式的一种，而消费又是表达自我欲望、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于是他们对文学作品的接受过程自然也就打上了很深的符号消费烙印。不仅如此，他们还不自觉地参与着文学消费的创造和推广活动，这种参与性尤其体现在作家明星化、读者粉丝化的时尚现象中：读者充分配合媒体、作家和出版商，积极投身于文学产品传播的互动与狂欢，却未曾意识到早已身陷于媒介所策划的预设程序中；据“红袖添香”文学网站的一项调查显示①，当前中学生对曾炜、郭妮、明小溪等新锐青春作家的疯狂追捧远超过对韩寒、郭敬明的喜爱，其狂热的粉丝表现完全像是对明星艺人的追逐；而中学语文课本里涉及到的经典名家如鲁迅、冰心则排名明显靠后，至于学院派所推崇的其他严肃作家则根本就不在他们的兴趣之列。这种现象一方面表明了青少年对流行文学的快速消费和消化能力，他们的阅读兴趣已迥别于前代，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传统经典作家和作品的当代落寞与无奈。笔者以为，青少年对严肃文学的极端漠视，是否会引发他们人文素养的严重缺失十分值得人们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