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社会文化论文
作者：陈早 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德语语言文学系
1813年，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Schleierma-cher）在一篇关于翻译的不同方法的演讲中提出了两种翻译方法：译者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而让读者向作者靠拢；要么尽可能不去打扰读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这次演讲被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Venuti）看作是异化翻译兴起的标志。异化翻译法是故意使译文冲破目的语常规，保留原文中的异国情调。具体说来，异化翻译法包括以下特点：（1）不完全遵循目的语语言与语篇规范；（2）在适当的时候选择不通顺、艰涩难懂的文体；（3）有意保留源语中的实观材料或采用目的语中的古词语；（4）目的是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一次“前所未有的阅读经验”。[1]近来的翻译研究中，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èLefevere）编撰了关于德国翻译传统的专著[2]。苏珊•巴斯内特（SusanBassnett）在其著作《翻译研究》中提出了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于欧陆的三种翻译类型，[3]即(1)出发语原文至高无上，翻译或者作为学术活动，例如圣经的翻译，或者作为鼓励读者回到原文的工具；(2)译者高度自由，可以选择、改编原文，只把译者希望主观传达的内容传递给目标语读者；(3)翻译通过特意营造的陌生性，使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即施莱尔马赫的理想。此外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Venuti）在其著作《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中将异化翻译理论单列成章，名为“Nation”，其中回顾了它兴起的历史及对英美文化的影响。以上对翻译史的研究表明，起源于施莱尔马赫的异化翻译理念，在以英法为代表的众多归化翻译理论中独树一帜。本文试图探讨这种具有典型性的翻译理念之所以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
一、民族主义
法国大革命后，欧洲封建制度开始崩溃，民主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德国经济落后、小邦割据，全国四分五裂，在文化上和经济上呈现出异常的参差错杂。东普鲁士还残存着农奴制；西德意志从17世纪以来一直处在法国的势力之下；1806年，拿破仑攻入德意志，拿破仑的军事胜利引起德国人民强烈的反法情绪，在这种迫切希望国家统一的愿望下，德国发展了具有独特内涵的民族主义。不同于17世纪起源于英国的民族主义的原始意义，在德国，人民、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的概念取代了英国民族主义中的公民权、个人自由、宪政民主及有限政府。这种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法国抵制的结果，同时反对启蒙思想推崇的理性至上。德国知识分子提出了“复兴德国民族精神”的口号，也恰恰是国家支离破碎、缺少民族自信的折射。追寻民族意义，探求民族使命，强调个性和情感，德国民族主义与浪漫主义思潮交相辉映。法国作家斯塔尔夫人在其著作《论文学》（1800年）和《论德国》（1810年）中，提出了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的问题，后来成为浪漫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
弗朗兹•博厄斯在其著作《人类学与现代生活》中认为：“‘民族主义’一词含义模糊。它被用来表示团结的感情，以及作为公民为国家的利益而献身的感情。它也用来指一个民族的渴望，即为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统一而感觉它的文化一致。”[4]50“德国的爱国者过去和现在一直在为建立一个所有操德语的人民的同盟帝国而奋斗不息。……语言和民族常被视为是一致的，这是从语言社团中抽象出来的，具有高情绪价值，并通过思想、情感和活动，通过政治权利意识和对本群体生活的独立控制权的渴望得到加强。”[4]57-58由此可见，施莱尔马赫对语言和翻译的重视，根源于深沉的、甚至是激情式的民族情怀。在德国的知识分子力图挽救本民族自信的同时，对其他民族的文化怀有一种敏感的宽容，这种对多元文化的宽容是对法国霸权地位的挑战，也是弱小的德国追求平等过程中必然怀有的小心和谦虚。威廉•亚当斯在其著作《人类学的哲学之根》中对此做出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英法强大的国家力量和稳定的君主统治，使其进步论思想家倾向于以社会和政治术语思考进步的概念；而同时期弱小、分裂的德国，不能为德国思想家提供政治意义上稳固的社会基础，但是用艺术、文学和哲学上的辉煌成就开辟了另一种对“进步”概念的解读方式，他们“坚持认为任何民族最基本的东西不是他们的社会政治机制，而是其思想和表达模式。……他们认为每个民族和他们的文化应该是为了其自身的缘故去被研究和领会……每种文化首先必须理解为是其自身特殊历史所造成的，而不是由于一些外部的力量。……从这个角度看世界，德国人不仅仅为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历史着迷，也为其他民族的文化所吸引。他们感兴趣的不是去发现共同的特征，相反，是去发现每种文化的独到之处，他们称之为Geist。”[5]8
二、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
浪漫主义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其兴起同这一时期的德国古典哲学、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关系密切。德国古典哲学夸大主观作用，强调天才、灵感和主观能动性，强调人是自在自为的、绝对的、自由的。这些哲学观反映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日益发展的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个性解放、个人自由的要求。它提高了人的尊严感，唤起了民族的觉醒。在这种哲学基调下，注重主观性和自我表现、描写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回归具有宗教神秘色彩的自然、重视“纯朴”的民间传统、对异域风情的向往等，构成浪漫主义的主要特征。当时社会的动荡和变革加强了浪漫主义作家的历史感和民族意识，他们往往选择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表现出对民族命运的极大关怀。浪漫主义从极端的个人主义开始，反对启蒙思想家所强调的普遍理性；在德国浪漫主义却有另一种特殊的发展，形成一种对“集体理性”、民族群体的渴望。德国浪漫主义者强调“历史”，强调文化的个性，他们认为启蒙思想家的国家是机械的、功利的，国家只是个人对利益、幸福等追求过程中形成的消极的契约产物，而不注重最原始个体的精神与情感。
对浪漫主义者而言，国家不仅仅是被动的受制于律法的社会组织，更是以语言和文化的一致为特征，像神所创造出来的个体一样，既广大且强而有力，是所有个体的本源，其存在是神意的一种显现。罗素在论述浪漫主义时谈道：“他们感觉每个民族有一个团体魂，只要国家的疆界和民族的界限不一样，团体魂就不可能自由。在19世纪上半期，民族主义是最有声势的革命原则，大部分浪漫主义者热烈支持它。……民族原则是同一种‘哲学’的推广，一个民族被假定成一个氏族，是共同祖先的后嗣，共有某种‘血缘意识’。马志尼经常责备英国人没给拜伦以正当的评价，他把民族设想成具有一个神秘的个性，而将其他浪漫主义者在英雄人物身上寻求的无政府式的伟大归给了民族。[6]赫尔德将历史视为所有人类共通的有机演变，而显示于各民族特有文化的发展中。他主张各民族本土文化的发展，产生一种表现于艺术与文学的“民族精神”。对赫尔德而言，“民族精神“这种概念并不表示任何民族较其它民族更具优越性；相反的，他大力鼓吹所有文化均为平等并具有其各自的价值。[7]540-541歌德则提出世界文学的观念，并进一步指出：在民族文学的世界性交流中，翻译至关重要。“如果不需要知道地方特色和理解其语言就能置身远方，如果不需要研究历史就能感同身受地观察异域文学，如果我们能了解一个时代的品味、一个民族的意义和它的天才，则我们必须感谢那些毕其终身经历孜孜不倦的译者。”“只有尊重每个个体和民族的特性，才可能达到真正博大的宽容。我们应铭记真正的价值属于人性这个整体。德国人对此已有所思考。懂得和研究德语的人会觉得自己在市场上，这里每个民族都提供他们的商品，译者作为媒介同时丰富着自己。我们这样看待译者：他是这种精神贸易的中间人，他生来就是为了促进这种交流的。不论你谈及翻译的哪些不足，在这个贸易世界里，翻译一直是最重要和最有尊严的职业。上帝给了每个民族一个讲他们自己语言的先知。译者是他的同胞的先知。”[2]24-25歌德本人的晚年创作也是在世界文学精神的指导下进行的。他认为东方保存了自然状态，有在18、19世纪的欧洲难以见到的自然朴实的智慧和纯洁完善的人性。1815～1816年间，受14世纪波斯诗人哈菲兹（Hafis）的影响，歌德的《东西合集》（West-?stlicherDivan）结集成册，收录的诗歌保留了大量外来的人名、地名、典故和比喻。歌德认为，只有通过东西方的对照乃至对立才能产生诗的力量，把本土和外来的人与事混杂在一起才能产生诗的魅力。诗不是贴近读者，而是与读者保持距离。读者要享受诗的美，必须克服这一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