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哲学对社会文化的意义

作者：程勇真 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

一、人被视为是一种不断探求其自身的存在物，即人在其存在的每一时刻都在不断地审视和反省自身的生存状况。卡西尔认为，人生活的真正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说正存在于这种审视与反思。在《人论》一开篇，卡西尔便以毋容置疑的语气断言：“认识自我是哲学探求的最高目标。”［１］（Ｐ３）在我国，先秦时期的儒家和道家就已开始了对人的问题的探索。儒家从伦理政治的维度对人进行解读，认为人主要是一种关系存在中的道德主体和政治主体。儒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基本界定决定了人的社会性构成状态。道家不同于儒家，他们摒弃了人的主体性内涵，从道的高度对人进行言说，认为人在本质上是与万物齐一的一种存在，从而赋予人极大的客体性内涵。无论儒家还是道家，他们对人的探求都是严肃的，都极为尊重生命的本然状态和应然状态。庄子更是反对生命的物化形态，即人为物役的异化状态，他把自由作为生命的第一要义，反对物对人的宰制。在关于人的本质问题的描述上，苏格拉底亦坚决相信：“要认识人的真正本性或本质，我们必须首先剔除人的一切外在特征以及偶然性的特征。……一切从外部发生到人身上的东西都是虚幻的。人的本质并不取决于外部环境，而取决于人赋予自身的价值。财富、地位、社会差异、甚至健康和聪明才智———所有这些都无关紧要。唯一重要的是灵魂的倾向和内在态度，而这种内在的信念是不会被扰乱的。”［１］（Ｐ１１－１２）和庄子一样，苏格拉底提出了对人的认识的内在维度问题，即从内在性的维度而非外在的维度对人展开研究。

但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我们发现衡量一个人的标准通常只有一个，即看他在物质上是否成功。这种标准如此专断而流行，以致上升为一种哲学———成功哲学。这种哲学崇拜成功，鄙视失败，不关心人的内在德性及精神建构问题，只关注人作为一个工具其最后的目标实现问题。谦逊、审慎、节制、仁慈、公正、思想、情感等这些作为一种无实际功利性价值的存在，完全不在它的考虑之列。这种哲学由于对人作了一种极其机械的理解，把人完全看成一个达致目标的机器，给我们的生存势必造成极大的压力甚至常常摧毁我们的生活，并致使我们缺乏能力去把彼此都看成完整的人，看成有丰富内在生活的人，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助长了我们对道德心、同情心的基本拒绝。关于这一点，玛莎•努斯鲍通看得很清楚。她说：“由于极端信赖技术化的方式，尤其是信赖用源自经济学的功利主义来为人类行为建立模型，助长了那些对同情心的拒绝。在合适的场合，这些模型可能是有价值的，但是作为公民之间关系的向导，它们常常是不完整的。”［２］（Ｐ３）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消费主义占主体的文化情境中，我们是否真的仅仅需要成功哲学，不再坚持我们拥有失败的权利和自由了呢？美国《时代》周刊近日推出专题文章，预测“捍卫‘失败’的自由”是未来１０年人的基本权利之一。文章说，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提出，美国人有四大自由：言论、宗教、免于匮乏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在哲学的意义上，捍卫失败的自由也必须成为人的一项基本权利。这一命题是很具有启发意义的。它至少提示我们，在当下紧急建构一种摒弃成功哲学的失败哲学是多么的重要。特别在目前处于社会结构转型期的中国，建构一种失败哲学更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必要性。

二、那么，什么是失败哲学呢？顾名思义，失败哲学就是对普通人之日常生活经验的价值认同，对构成人生主要经验的残缺、零落、破碎、幻灭、失败的实际肯定。关于这一点，就涉及对社会主体力量及其日常生活经验的基本理解。具体说来，构成我们社会的主体力量及其日常生活的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就社会的主体构成力量来说，毋庸置疑是普通民众。虽然在一些精英文化者看来，是精英而非普通民众构成了社会的主体力量，但我们依然不能忘却一个基本事实，即普通民众的社会筑基作用。在《精英的兴衰》一书中，帕累托曾反复强调精英对社会的颠覆性和建构性作用。他说：“历史上，除了偶尔的间断外，各民族始终是被精英统治着。……精英是指最强有力、最生气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而无论好人还是坏人。……人类的历史乃是某些精英不断更替的历史：某些人上升了，另一些人则衰落了。真相便是如此，虽然它常常可能表现为另一种形式。”［３］（Ｐ１３－１４）虽然帕累托、拉斯维尔等一些西方社会学家持精英主义的观点，认为是精英而不是庸众在掌控着社会，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新精英不断取代旧精英的历史，但我们依然不可否认普通民众在社会结构中的主体性地位。因为对于社会的主体结构来说，民众依然是构成的主体性力量。对于普通民众的积极建构作用，除了文化研究中的法兰克福学派对之嗤之以鼻外，英国的伯明翰学派以及美国的一些民粹主义者都赋予了大众以积极的历史内涵，认为大众作为社会的主体构成要素，在社会文化活动中具有极大的颠覆作用和建构作用。美国学者费斯克在《解读大众文化》、《理解大众文化》等著作中就反复强调大众的创造性、建构性作用。那么，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究竟充满了什么样的内容呢？关于此，虽然一些西方哲学家赋予日常生活积极的哲学意义，认为日常生活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本真”状态（阿格尼斯•赫勒语），充满了情感和想象的力量，是一种前反思、前逻辑思维的生活世界。但更多的研究者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对待日常生活。他们强调，在现代性文化情境下，日常生活充满了晦暗性、秩序性、同化性、萎缩性等特点。

特别是他们对同质化特点的强调，更彰显了日常生活经验对异质性事物的收编功能。对此，英国学者本•海默尔就分析了日常生活在资本主义工业文化支配下，被流水线工作赋予的秩序化、同一性等特点。他说：“日常生活暗示了普通、平庸，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列斐伏尔看来，它蕴含了连续的重现，持续的重复。”［４］（Ｐ１２８）“同一物的永恒轮回就是日常的时间的基本特征，日常的时间性被经验为使人筋疲力尽、虚弱不堪的百无聊赖。”［４］（Ｐ１６）在这里，本•海默尔主要强调了资本主义文化工业对日常生活的侵袭及损害，他直接指出了日常生活时间的空洞本质。关于日常生活，阿尔都塞甚至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揭示了日常生活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独特表象体系，它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同谋关系及其对个体的人的主体询唤功能。福柯更进一步用暗喻的手法把日常生活比做一个环形监狱，揭发它对人的身体的严酷的规训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