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代文学史阐述

本文作者：李怡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Ｋａｒｌ　Ｊａｓｐｅｒｓ）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指出：“今天，认为历史是可总览的整体的观念正在被克服。没有一个独此一家的历史总概括仍能使我们满意。我们得到的不是最终的、而只是在当前可能获得的历史整体之外壳，它可能再次破碎。”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似乎很能说明这一道理。我们不断“建构”自己的历史叙述，而这些叙述都不可能让我们完全满意，各种叙述的“外壳”（框架）总有破碎的机会。文学的历史首先是文学按照自身规律演变的历史，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努力寻找着对此规律行之有效的叙述范式，其中重要的工作便是致力于“历史性质”的辨析与“时间概念”的认定，既有的文学史叙述框架可谓完整而有效。不过，认真仔细的反思却也告诉我们，迄今为止，对文学发展所依托的国家历史情态的细节性考察依然存在不少的空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更关注历史过程的“意义”———要么是相对空泛的“世界性”，要么是混沌暧昧的“中国性”与“民族性”。须知，对文学“自身意义”的辨析最终也需要依托具体的时空框架，只有进一步挖掘具体的国家历史情态，文学史的叙述才会不断呈现被前人所忽略的新价值，而我们的学术事业也才能进一步推进。

一

迄今为止，在众多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概念中，得到广泛使用的有三种：“新文学”、“近代／现代／当代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它们出现和定型于不同的时期，对于学术研究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意义。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成熟的学科，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思想平台上完成各种学术思想的有效对话，就是因为不同见解、不同感受的学人都能接受和认同这些概念，并努力将自己的观点融入这些概念组成的学术框架中。不过，学术研究的概念和对话平台也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探索的深化，我们面临着新的问题，学术研究需要在新的概念和平台上加以推进。平心而论，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三种概念都不完全是对中国文学自身的时空存在的描绘，概括的并非近现代以来中国具体的国家与社会环境。也就是说，我们文学真实、具体的生存基础并没有得到更准确的描述。也正因为如此，它们的学术意义也都一直伴随着连续不绝的争议，值得我们反思、追问和完善。

“新文学”是第一个得到广泛使用的文学史概念。从１９２９年春朱自清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编订《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到１９３２年周作人在辅仁大学讲演“新文学源流”、出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从１９３３年王哲甫出版《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到１９３５年全面总结第一个十年成就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隆重推出，从１９５０年５月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定名“中国新文学史”到１９５１年９月王瑶出版《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都采用了“新文学”这一命名。此外，香港的司马长风和台湾的周锦先后撰写、出版了同名的《中国新文学史》。乃至在新时期以后，虽然新的学科命名———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已经确定，但是以“新文学”为名创办学会、写作论著的现象却依然不断地出现。以“新”概括文学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一时段文学运动中的自我命名。晚清以降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伴随着一系列“新”思潮、“新”概念与“新”名称的运动，如梁启超提出“新民说”、“新史学”、“新学”，文学界则出现了“新学诗”、“新体诗”、“新派诗”、“新民体”、“新文体”、“新小说”、“新剧”等。可以说，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求新逐异”的时代，“新”的魅力、“新”的氛围和“新”的思维都前所未有地得到扩张，及至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轰然登场，“新文学”作为文学现象进入读者和批评界的视野，并成为文学史叙述的基本概念。《青年杂志》创刊号有文章明确提出：“夫有是非而无新旧，本天下之至言也。然天下之是非，方演进而无定律，则不得不假新旧之名以标其帜。夫既有是非新旧则不能无争，是非不明，新旧未决，其争亦未已。”①

今天，学界质疑声音认为，“新文学”的“新”将其他文学现象排除在外，以致现代文学史残缺不全。其实，任何一种文学史的叙述都是收容与排除并举的，或者说，有特别的收容，就必然有特别的排除，这才是文学研究的基本“立场”。没有对现代白话的文学传统的特别关注和挖掘，又如何能体现中国文学近百年来的发展与变化呢？对于“新文学”叙述而言，真正严重的问题是，这一看似当然的命名其实无法改变概念本身的感性本质：所谓“新”，总是相对于“旧”而言，而在不断演变的历史长河中，新与旧的比照却从未有一个确定不移的标准。从古文经学、荆公新学到清末西学，“新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内涵不断变化，“新文学”亦然。晚清以降的文学，时间不长却“新”路不定，至“五四”已今非昔比，“新”能够在多大范围内、多长时间中确定“文学”的性质，实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学术难题。我们可以从外来文化与文学的角度认定五四白话文学的“新”，像许多新文学史描述的那样；也可以在中国文学历史中寻觅“新”的元素，以“旧”为“新”，像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那样。但这样一来，分明昭示了“新”的不确定性，而为他人的质疑和诟病留下了把柄。诚如钱基博所言：“十数年来，始之以非圣反古以为新，继之欧化国语以为新，今则又学古以为新矣。人情喜新，亦复好古，如是循环；知与不知，俱为此‘时代洪流’疾卷以去，空余戏狎忏悔之词也。”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