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翰林院的社会文化职责

作者：王云松 单位：北京联合大学文化遗产研究所

对于翰林院这一官僚机构的性质问题，清世宗雍正帝曾经明确指出：“国家建官分职，于翰林之选尤为慎重，必人品端方、学问醇粹，始为无忝厥职，所以培馆阁之才，储公辅之器也。”［１］由此可见，清代翰林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官署，它的实际定位应是王朝中央培养与储备人才的重要机构。而若考及翰林官之源流：历经县、府、院试，乡试，会试，殿试之层层严格选拔，取中进士已属至为不易；进士再经馆选为庶吉士入馆肄业，三年期满考试散馆，优者始得留馆授职、跻身玉堂，故翰林官堪称凤毛麟角、“儒臣华选”，“士子咸以预选为荣”，［２］而翰林院亦足堪称科举精英荟萃之所。对于这样一个代表着当时社会最高学术水准和最高文化层次的官僚机构，它所发挥的社会文化职能自然不容忽视。而事实上，清初翰林院正是一个兼具政治与文化两大功能，并且实现了二者之和谐统一的机构。在传统社会，“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在广大文人士子中历来根深蒂固，而清初统治者亦认为“学问政事原非二途”，［３］［ｐ．１８１８］清初的翰林院制度便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庶吉士一官，现为清华近侍之臣，久则司公辅启沃之任”，［４］“翰林地号储材，异日将践更众职，然方其备员侍从，制诰文章而外，不以他职系之。”［５］亦即翰林官在未与外任、供职词垣期间，“以作字著书为伊等专责”，［６］［ｐ．１５２５］“每日作文写字，诵习讲究，是其分内之事”，［７］除去其官品俸禄而外，几与文人学者无异，在此时期他们的主要作为与成就也就自然地偏重于学术文化领域。

此外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翰林院机构具体职能的发挥又是与清初政局以及统治者的统治策略变化息息相关的，具体来说：顺治年间，开国伊始，用人孔亟，遂通过大考之制于词臣中“遴拣才望，出补方面”，并定翰林官同科道官一体按年外转之例。大量翰林官的外任地方，对于国家政令方针的贯彻和清初统治秩序的稳定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迨康熙朝，随着全国政治形势的日渐稳定，如何“以文教佐太平”开始取代大规模的武力征服成为提上清廷议事日程的首要任务，统治者也开始转而以主要精力致力于文治政策的推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翰林院的社会文化职能自然就尤为明显地凸现出来。康熙帝曾有谕：“国家设立翰林院衙门，原以储养人才，娴习文学，以备顾问编纂之用。必淹贯经史，博极群书，方克谙练体裁，洞悉今古，敷词命意，典赡弘通，悉登著作之林，用佐右文之治，始为称职。”［８］这段话无疑清晰地表明了翰林院在清初文治建设中居于重要职能部门之地位。本文试以翰林官员（亦即词臣）的具体作为为着眼点，从三个方面对清初翰林院的社会文化职能作简要论述。

一、翰林与清初社会秩序重建

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必然存在某种主导意识形态，作为规范当时社会生活的基本价值准则。甲申鼎革之后，入关伊始的清廷面临着两大当务之急：一是以强有力的军事行动迅速肃清关内各地的抗清势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稳固而有效的统治；二是重建社会伦理秩序，使国家尽快摆脱改朝换代的“沧桑变革”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危机。尤其到了海内渐定、政权日固的康熙初年，以何种意识形态来整合思想、维系人心，重建社会政治和伦理秩序，进而推动百废待兴的清初社会步入太平盛世，更成为清朝统治者亟待解决的关键性历史问题。迨康熙帝亲政后，一批官居词垣的理学官僚应运而出，及时抓住培养教育少年皇帝这一历史机遇，借经筵日讲这一法定形式向年轻的康熙帝系统灌输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从而准确地把握住了清初社会伦理秩序重建的最关键环节。因为在当时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下，皇帝的文化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政权的文化选择。这其中对康熙帝影响最大、最重要的词臣首推熊赐履。熊赐履素以道统自任，尝谓“（道学）几希一线，不吾党任之而谁任耶？”［９］有《学统》、《闲道录》、《经义斋集》等著作传世，是清初最重要的理学名臣之一。他对于康熙帝的启沃陶钧之功，已详前文，此不赘述。这里颇值一提的是，康熙帝对其讲幄功劳予以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及公去位后，圣祖每论侍学诸臣，未尝不称公之忠益也”，［１０］并屡对臣下言及“熊某之德何可忘？我至今晓得些文字，知些道理，不亏他如何有此？”［１１］继熊赐履之后相继入值讲幄的张英、陈廷敬亦系当时理学名家：张英学问精深，所作《易经衷论》“大抵以朱子本义为宗”，“一扫纷纭??之见”；《书经衷论》则“平正通达，胜支离蔓衍者多矣。”［１２］至于陈廷敬，学宗河津（薛?），“经学邃深”，于义理深自有得，为清代北学代表人物之一，在康熙朝“侍讲席最久。”［１３］康熙帝曾评价他们的进讲对自己“大有裨益，”可见张、陈二人所讲之义亦深得康熙帝赞许。

与熊赐履齐名的康熙朝另一著名理学家李光地亦曾以掌院学士兼直讲幄，他竭力鼓吹道统说，并对康熙帝期以承接道统、复兴理学之历史重任：“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自朱子以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启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伏惟皇上承天之命，任斯道之统，以升于大猷。”其君臣情谊之深，竟至于康熙帝曾有“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亦莫若光地矣”［１４］之语。在理学官僚们的长期熏陶下，康熙帝全面地接受了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终其一生，不仅专崇程朱、潜心理学，而且力图将理学思想付诸用人行政的实践当中，以期实现治统与道统之合而为一。康熙帝对于朱熹推崇备至，不仅郑重宣称“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１５］并且亲自撰文，大力表彰朱熹的“文章言谈之中，全是天地之正气，宇宙之大道。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外内为一家，”［１６］对朱熹及其学说之尊崇几臻于无以复加之地步。程朱理学由此而获得了清初社会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成为有清一代的官方正统哲学。毫无疑问，对于程朱理学在清初社会意识形态中独尊地位的最终确立，以熊赐履、李光地为代表的一批崇奉理学的翰林讲官们多年不懈的讲筵启沃之功最为弘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