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社会文化论文
作者:李绍宏 单位:武汉科技大学
一、中国国学的内涵与产生
“国学”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一般来说,国学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在世界文化的群落中,以国学为脊梁的中华文化,长期保持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比较优势。在当代,彻底摆脱民族虚无主义的羁绊,构建和谐之理想社会,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实事求是地重新认识公正评价流淌在中国国脉、血脉、人脉、文脉之中的国学精华,开辟科学弘扬、主动创新国学的新局面,就更显得十分紧迫和重要。
二、把握时代契机,弘扬和创新国学
中国国学在近代充满腥风血雨否定之否定的剧烈变革中,经历过沉睡与觉醒、屈辱和抗争的反复较量和刻骨铭心的阵痛之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开始走上了渴望已久的复兴之路。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坚定步伐跨入新世纪,迎来了国学弘扬创新的机遇和条件。
第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使贫瘠落后数百年的中国,重新走上了民富国强的发展道路。新世纪,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申办08年奥运会、以及载人航天神舟六号飞船往返于太空的巨大成功,无不向世界表明:落后的中国正在崛起。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军中,国家日趋强盛,民众自信倍增,更是吸引着世界的眼球,盯着儒学发源地的中国大陆,积极探寻东方世界生机勃勃的神奇和奥秘。世界伟人拿破仑早曾预言过:“中国像一只沉睡的雄狮,它一旦醒来,整个世界都将为之震颤。”在当今现实具有比较雄厚物质基础的中华民族必须抓住机遇和条件,创新国学,弘扬国学,让国学的智慧普惠全民族,造福全人类。
第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切实推进,提出了必须挺直中华民族文化脊梁的时代要求。中华民族的复兴,当然不会排斥对其它民族先进文明、优秀文化的借鉴和吸收,然而,倘若让泱泱之中国的精神世界,被舶来品和仿制品所充斥,本民族原创性的文化精髓反到衰萎,甚至出现本末倒置喧宾夺主的尴尬场景,那中华民族的复兴发展就无从谈起。因此,复兴中华,更必须挺直中华民族中自身的文化精神脊梁。呼唤国学的弘扬,催生国学的创新,已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复兴议题中最本质最强烈的时代要求。
第三、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的兴起,提供了重新释放其潜能的用武之地。在新世纪以知识、科技和人才为基本要素的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出现,揭示了人类文明进步的新趋势:以知识经济生产力进行的物质生产,对物质资源的依赖程度大幅度降低,对人类自身素质及知识与科学技能则急剧地提高,这就为相对地重人轻物、重精神轻物质、重人文轻科学的中国国学,与相对地重物轻人、重物质轻精神、重科学轻人文的西学,在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的新平台上交流互补平等竞争中,重新释放其潜伏了数百年之久的比较优势,提供了用武之地。
第四、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相协调的人类可持续发展共识,对人类提出追求更高境界的要求。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通过客观观察,亲身体验,深刻反思,逐步形成了保护环境生态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识。自省自律自觉实践这一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充满着艰难而曲折,任重而道远。发展中的当代中国,主动地接受和重视环境生态和经济社会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识,积极承担起保护环境生态的国际义务,竭力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南北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如果从文化层面加以追根溯源,当与中华民族文化的脊梁——中国国学的大智慧大追求息息相关。在中国国学中,有着“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博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一系列体现人类终极关怀的人文理念更高境界的执著追求。
三、国学现代化促进和谐社会构建
中国之国学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文化价值资源,需要我们认真借鉴和吸收,以丰富我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并为未来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提供文化支撑。国学是中华文化只根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文化基础。重“和谐”的价值取向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两家都以“和谐”作为价值追求的目标。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强调“和为贵”、“知和而和”,以老子为创始人的道家倡导“知足”和“不争之德”。中国传统文化中重“和谐”的价值理念,表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把天、地、人看成一个统一、平衡、和谐的整体----天人合一;表现在人际关系上,强调和谐有序,并且建立起以“仁”为核心、以“德”为基础、以“礼”为规范的德性思想体系,从而达到“仁者爱人,礼之用、和为贵”的和谐有序的社会。“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这里的“礼”包括社会组织,政治体制,社会秩序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以现代化国学位文化基点,这是由中国文化较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所决定的。
第一,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经济背景决定了构建和谐社会要以现代化国学为基点。中国文化的自然环境特点是土地面积大人口多,地形多样气候复杂等是这样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大中国文化、大民族文化。而西方则相反,从而在文化品位和品性上也有较大差异。就经济背景来说,中国是重农主义的,而西方则是重商主义的。重农是中国历朝的基本国策。“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而国学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和发展的。
第二,中华民族独特的政治理念决定了构建和谐社会要以现代化国学为基点。在政治理念上,中国主要是伦理政治文化,而西方则是法理文化,不同的政治理念,本质是文化问题。埃尔曼说:“法律移植是将某种制度和规范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都应该相互学习和借鉴对方的文化,但简单的移植是不可取的,因为文化依赖于一种久远的历史习惯和传统,是一个民族长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宗教伦理、思维方式的沉淀和凝聚,深深根植于民族的思想观念和意识之中。中国国学是中华民族之根本,是中华文化之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