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文学史论文
本文作者：李靓 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王瑶的《中古文学史论》(以下简称《史论》)和林庚的《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文学史》)是20世纪40年代末期出现的两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著作。其中《史论》是王瑶在1942年至1948年期间于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汉魏六朝)”这一课程时的讲稿。而《文学史》亦是林庚于厦门大学教学期间所写,全书在1947年5月出版。两部书诞生于同一年代,都是古代文学研究史上不可多得的专著。在这点上,不少学者曾做出过评价,如程千帆曾评价《史论》:这(《史论》)也许并不能完全代替那些断代分体的文学史,但它是一种独特的构思和编排,它能够使这一时期文学上的若干问题从不同侧面凸现出来,从而显示了整个中古文学的全貌……这部书不仅本身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在文学史的写作上,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模式,为后出许多同类书籍所取法。〔1〕
袁行霈在评价《文学史》时也说:他可贵的独特之处,或者说别人难以企及之处,乃在于他是以诗人之心从事研究,是带着新诗创作的问题和困惑来研究古典文学的,同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2〕可见两部书文学史地位之高,程千帆认为《史论》开辟了一种新的研究模式,使得后来许多研究者效仿;而袁行霈则认为《文学史》的创新之处在于独特的研究方法———以诗人之心来解读文学史。事实上,学界在对于这两部书的研究方法上已取得一些成果,如孙玉石的《王瑶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方法论断想———以〈中古文学史论〉为中心》,〔3〕认为《史论》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对于“史识”的自觉追求与客观的考证态度,以及“历史”与“现实”的统一。①又如葛晓音的《诗性与理性的完美结合———林庚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4〕作者从林先生的生平,对于楚辞、唐诗以及明清小说的研究中,探讨其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他认为“林庚先生研究文学史,既有宏观认识作为主线贯串始终,又很注意以微观研究作为立论的依据。尤其重视作品字词的解释。”此外,徐晓村的《学术研究中的理性的客观态度———王瑶先生治学特点管窥》、〔5〕陈国球的《诗意的追寻———林庚文学史论述与“抒情传统”说》〔6〕等论文都对两位先生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探讨。这两本书在研究方法上都有其不可取代的创新性,且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研究方法,所以比堪两者的不同对古代文学研究具有较高的指导意义。
一、阐释现象与沟通新旧
王瑶在《出版自序》中说:本书的目的,就在对这一时期中文学史的诸现象,予以审慎的探索和解释。作者并不以客观的论述自诩,因为绝对的超然客观,在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只要能够贡献一些合乎实际历史情况的论断,就是作者所企求的了。〔7〕在《重版题记》中他又说: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既不同于以分析和评价作品的艺术成就为任务的文学批评,也不同于以探讨文艺的一般的普遍规律为目标的文艺理论;它的性质应该是研究能够体现一定历史时期文学特征的具体现象,并从中阐明文学发展的过程和它的规律性。〔7〕在他看来,文学史的研究不同于其他学科,与文学批评、文艺理论之研究亦有明显区别。文学史研究的任务不仅在研究文学现象本身,更重要的是从中找出文学发展的规律。由此可见其写作目的即是对于中古时期的文学现象做出相对合理客观的解释,并从中探讨文学发展规律。而林庚写作《文学史》的目的则大不相同,他在与张鸣的谈话中说道:“1934年我还在北京民国学院教书的时候,没有可用的文学史,我就想自己编一本,而且这本文学史能跟新文学衔接,而不仅仅是把古典文学讲完就完了,我那时是在写新诗的基础上,作为一个作家去写文学史的。”〔8〕他在自序中亦提及其写作目的,也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沟通新旧文学史是为其一,其二则是因为“近世文坛上派别与纠纷之多,其所以有这许多纠纷的缘故,便因为缺少了一个主潮。”〔2〕从两人的阐释中可见出,王瑶想以一个纯粹学者的目光来剖析中古文学的各种现象,并用客观的态度从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中找出原因,从而得出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林庚则不同,他试图在新诗创作的基础上创作出一本新的文学史,用以沟通旧文学与新文学之关联,进而寻觅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主潮。
二、“史识”与诗意
“史识”是王瑶在文学史研究上的指导思想,也是《史论》的特色所在。所谓“史识”即善于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资料与现象中,通过理性的思维和分析,进行提炼和升华。“以一种客观的态度来严肃地对待在研究过程中所陆续发现的大量的新的事实和资料,从它们的整体和相互关联的关系中来严格地加以分析,”〔9〕力求得出更为接近实际的理论判断和历史结论来。王瑶在大量占有事实材料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严密的分析论证,从而得出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如在《论希企隐逸之风》中,作者分别从文人自身的心理需求、汉末的时代背景、玄学的影响以及隐逸文学这四个方面对魏晋时期的隐逸现象进行了阐述。全文共列举了94条引文,其中包括《后汉书》、《魏志》等史书,《谢康集》、《弘明集》等文集,还有一些具体的诗作,如阮嗣宗《咏怀诗》等等。资料之详实令人惊叹,作者有条不紊地将魏晋时期的隐逸之风置于社会大背景之下进行探讨。他认为初期文人的隐逸只是为了逃避黑暗的现实,经过时间的沉淀,隐逸渐渐发展成理论,而理论又随着时间的推移得以升华,变成了单纯的为隐而隐。又如在《文人与药》中,作者为说明魏晋男子喜爱“熏衣”这一习俗,列举了《魏志•朱建平传》、《太平御览》、《晋书•贾谧传》、《世说新语》、《南齐书•武十七王传》、《晋书•王述传》等九条引文,从正反两方面说明当时男子爱美的现象。接着又从这一客观事实出发,联系当时社会的实际,对文人的爱美心态进行分析,揭示了文人与药之间存在的不可隔断的联系。
在王瑶眼中,文学史是一个文学的历史沉淀过程,文学史之所以呈现出千姿百态,是受当时不同社会环境的影响,王瑶致力于解释这种关联与提炼出普遍的规律。而在《文学史》中,林庚秉持的理念大相径庭。他把文学史看成一个有生命的机体,如他对文学史的分段———“蒙昧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与“黑夜时代”。他说:“文艺是为人生服务的,它之所以能领导人生,就是因为它可以启发人的创造性,一个时代,只有富于创造性,它才是伟大的时代。”〔8〕在他看来,文艺不仅仅是社会的产物,他同样会对社会产生一种反作用力,对人类思想发展形成影响。所以在阐述时,他将文艺思想看成是创作的素材,同时又很注意用诗人的思想分析这些文学现象。在《文学史》中,林庚很注重诗学的发展,而其对于文学史的划分亦按诗歌的成长轨迹:先秦到两汉的早期,诗歌处于萌芽阶段,因此谓之“蒙昧时代”;到了东汉至唐代古文运动时期,诗歌发展处于鼎盛阶段,在文坛占据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因此谓之“黄金时代”;到了宋代,诗歌较之唐代有所衰落,但比之后代又远远领先,而且出现了词这种新兴的文学样式,所以谓之“白银时代”;而元明时期,诗歌彻底衰落,俗文化渐渐兴起,因此被林庚称为了“黑暗时代”。可见文学在林庚眼中,就如同一个生命的成长,由蒙昧而睿智,由睿智而混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