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错位认知

本文作者：张荣翼 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文学史作为对过去文学的记述，其中客观化的一面是必须被强调的，所谓客观化，包括文本的真实性、文本作者、时代背景的准确性，以及围绕着该文本的各种评价阐释，都要有确切的出处，等等。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文学史并不是关于文学问题所发生的事情的流水账，而是对于过去的文学状况的一种学科性的梳理，它包含了学术眼光和审美价值的眼光，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就有主观评价所导致的“错位”的可能，而人们又不能因为可能发生的“错位”来取消它，所谓因噎废食是不可取的，因此这里就需要自觉地清理“错位”的情形，对于可能出现的问题要有一个基本把握。

一价值评定中的错位

文学史中的“错位”最常见的类型是价值错位，即某一时代创作出的文学，在当时的评价和后来的评价之间出现很大的反差，它除了可能把当时的文学序列的秩序加以颠覆之外，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使得文学的观念也都连带地发生改变。价值错位中比较多的情形当然就是价值认定上由高到低的变化，即作品问世时有较高评价，时过境迁则影响力式微，甚至后来的人们不屑一顾。这种情形的出现原因比较复杂，或者是该作品写出了当时人们的某些普遍性的思想感情，而在当时的人们在此方面的表白不多，或许是只是隐约地有所感受而没有找到一种确切的表达，或许是有所顾忌而难以表达，当出现了可以看成是一种代表性的文学表达的时候，得到大家的普遍青睐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是这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占得先机，当后来有了新的更成熟的表达之后，早先引起普遍好评的作品逐渐地淹没于众多作品之中，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在认知变化的背景下出现的高开低走不是唯一的作品评价下滑的状况，那么另外具有普遍性的情况就是作者地位引起的变化，如果某一名作家发表了新作，那么他当然比一般人更能够吸引眼球，而且他在文坛上的影响力也被放大到了对其新作的评价上面，再加上名作家在评论圈里面有人缘、有地位，要想炒作一下自己的作品也比新手们容易，于是在若干新作中名作者的作品往往就可以占得先机。但是，能够在文学史中取得地位的作品并不是作者在当时的地位、影响力就可以左右的，它还依赖于后来者对于文学的理解和对于具体作品的解释。

中国先秦两汉时期对文学并没有专门的看待，所谓文学和实用文体纠缠在一起，那些传世的作品，在创作时并不是以审美作为专门的追求。《史记》、《左传》这类作品，历史叙述才是它们的核心问题;在《诗经》中，作为诗歌作品体现了更多的文学性，可是，其中所列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实用的痕迹，譬如《诗•大雅•云汉》有“周余黎民，靡有孑遗”的表述，字面意思是人都死完了，汉代郑玄的注释中也就是这样来说明的，其实这只能理解为死亡率很高，而不是真正的死亡净尽。作为一种夸张表达，按照传统的相关解释，说这是周天子为了表示自己面对灾难深入和诚恳的自我反省，通过夸张来显示出检讨的严肃性。那么周天子把当时的一场旱灾责任揽到自己头上，这在今天有些费解，可是还原到当时的文化背景就可以理解，即在“天人合一”的文化系统中，人与自然本来就被看成是一体的，而“天子”代表了天命，更是天意的实施者和体现者。自然灾害直接的原因是自然力，而从当时的文化角度看来，它也是天意的体现，通过灾难来警告世人有不妥当的所作所为。天子如果不是直接的责任人的话，至少也负有“领导责任”。因此天子作出“罪己诏”是理所当然的。《云汉》一诗是否是当时周天子的检讨，缺乏相关的史料记述，并不能作出定论，但是可以说它的创作中的确有很明显的实用表达的特点，这与作为审美的文学是有区别的。从《云汉》一诗来看，《诗经》中的大多数作品都体现了实用性特点是可能的，并不是专门文学研究者的孔子要花费心力编撰“诗三百”的原因，它涉及的主要不是文学问题，至少也是更大范围的文化问题。应该说《诗经》的文学性相对淡化的特点，作为一个历史事实不是什么问题，可是把这样一种文学性并非首务的文本作为后世文学创作的范本，就有问题了。所以，在《诗经》作为文学经典的同时，后来的时代也不断推出自己所在时代的新的文学作为范本。中国文学史有若干时代的诗歌选本，其实质都是仿效《诗经》的诗选格式作为文学的范本而不简单的只是作为诗作的读本。在清朝有了《唐诗三百首》诗歌选本，以至于有了俗语“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仿佛没有《诗经》的什么影响力了。从时代角度看，一般把先秦两汉看成是中国文学史的第一阶段，此后魏晋六朝则是第二阶段，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文学自觉的时代”。

在此阶段中，文学的形式化追求成为文学的大趋势，而且在文学评价方面也以此作为依据，它完全不同于先秦以来“辞达而已也”的传统。再到后来唐代韩愈发起的古文运动，则以回复到先秦传统作为运动的宗旨，而实际上在散文方面还大体遵循此道，而在诗歌方面则格律诗的发展趋势完全是改弦更张。这样看来，就是作为一种理论上的价值圭臬，《诗经》是一直保持了不可置疑的尊严;可是作为一种可操作性的标准，它是被束之高阁，为人们所不闻不问的。这样一种标准角度的错位，必然会引起文学的价值评判方面的错位。这种错位伴随着人的审美趣味的个体性差异，和人的具体的文学取舍相关，所以往往会被个人趣味方面的看法所遮蔽，忽略掉了其中包含的历史文化内涵。但在一个大的历史范围，这种错位就可以比较明显地显现出来。曾经有一位北京大学教授在谈及自己的学术思想的变化时说:“大概是1979年，我们磕磕绊绊读了夏志清的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越发相信我们自己的艺术判断;张爱玲是不应被文学史遗忘的一位杰出小说家。”［1］这里的时间节点是1979年，也就是我们大的社会环境的改革开放刚好起步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鲁、郭、茅、巴、老、曹”的基本格局，带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评价倾向。对于远离了革命文艺运动的沈从文的创作也是相对忽略的，对于写作“鸳鸯蝴蝶”题材的张恨水等基本加以挞伐，而对和当时左联有所龃龉的作家那是持以否定评价。在此背景下，张爱玲的小说可以划归到市民生活内容，这本身就不是现代文学史叙述的主线的脉络，而她的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再掺杂其中，显然就成为她必然会受到冷遇或者被否定性评价的充分理由。